一「頁」知秋

美國歷史學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古騰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一書，自2004年出版以來，獲得許多好評，也得過圖書著作獎，還有人申請到科研項目將本書譯成中文。在一片推崇聲中，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古騰堡在上海》在史實方面的錯誤多到驚人的程度，在一頁中出現好幾個錯誤的情形比比皆是，以下單以本書頁36為例，按照文字的先後順序討論其中的錯誤。

這頁的主要內容是和馬禮遜相關的印刷出版活動。首先，芮哲非在第一行說，馬禮遜自1807年來華後，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翻譯到1815為止。事實是馬禮遜擔任廣州商館翻譯的起迄時間，是從1809年直到1834年為止。

其次，芮哲非說馬禮遜和米憐在1818年建立倫敦傳教會馬六甲佈道站的印刷所，附屬於英華書院。事實米憐是在1815年抵達馬六甲，隨即建立印刷所，《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也在同年8月創刊，而英華書院則在1818年由馬禮遜和米憐兩人決議進行籌設，書院建築直到1820年9月才落成。

第三，芮哲非錯誤地說，馬禮遜和米憐在1819年以逐字雕刻的活字印成中文聖經新約，芮氏並特地加註23，註文中稱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書中認為馬禮遜和米憐以木刻印聖經是錯的。

其實，馬禮遜早在1813年在廣州或澳門以木刻印成中文聖經新約，有八冊和四冊兩種版本，米憐到馬六甲後，又於1817年以木刻印成新版的新約，他們從來沒有以活字印刷過聖經，張秀民的說法是正確的。芮氏自己不瞭解，還說別人錯誤。

第四，芮哲非又錯誤地說，馬六甲佈道站印刷所在1824年印成全本中文聖經；事實卻是1823年出版的。

第五，芮哲非說直到鴉片戰爭後，倫敦會馬六甲佈道站的印刷所才獲得廣州對它及外國商人永久開放的機會。芮氏這麼說的意思應該是指印刷所在戰後搬到了廣州，其實是遷到割讓給英國的香港。

第六，芮哲非引用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書中賀聖鼐所撰〈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一文的說法，認為馬六甲的活字很可能是中國新教徒蔡高在馬禮遜與米憐監督下所刻，芮氏還認為賀聖鼐「糾正」了西方人過去的說法。

賀氏文中的確說馬禮遜「秘密雇人刻字模，[…]華文改用歐式字模則以此為嚆矢」、「遣助手米憐及蔡高二人同往馬六甲設立印刷所」等等，但賀氏的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馬禮遜在1814年以前並未秘密雇人刻字模，當然也就沒有所謂華文改用歐式字模以此為嚆矢的事，而1815年米憐前往馬六甲建站時，同行的刻工是梁發而非蔡高。

第七，芮哲非談到馬六甲因為沒有鑄字設備，只能以手工逐一雕刻中文活字時，加了一個註25，註文中說麥都思在《中國》(China)一書中「強烈暗示」，馬六甲的活字是從澳門送去的；芮哲非緊接著又說，這些活字「最可能」是由澳門天主教的聖約瑟夫學院(College of St. Joseph)送往馬六甲的。

事實是馬六甲的活字由馬禮遜出資，委託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印工湯姆斯(P. P. Thoms)代製，再送往馬六甲備用的，而且麥都思也用不著強烈暗示，因為本來就是他在馬六甲接收與運用這些活字的。至於所謂由聖約瑟夫學院送字一說，則是芮哲夫毫無根據的錯誤猜測，十九世紀初年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雖然已不再公開劍拔弩張，但雙方仍持續對立批評中，由天主教機構為馬六甲的基督教佈道站製作活字是「最不可能」的事。

第八，芮哲非說馬禮遜在「從前的雇主」東印度公司協助下，得以在澳門印刷他那著名的中英文字典。事實馬禮遜字典從編輯到印刷完成(1823)的十餘年間，甚至如前文所述直到1834年為止，東印度公司始終都是馬禮遜的雇主。

第九，芮哲非說東印度公司覺得馬禮遜字典會有實質的商業利益，因此支持印刷此書。事實東印度公司從未想過要從這部字典獲得商業利益，而印成的750部字典，董事會也只要了100部，準備分發給相關的部門參考用，絕大部分的650部都送給了馬禮遜個人，東印度公司完全沒有要從這部字典獲利的意思。

第十，芮哲非認為負責印刷馬禮遜字典的湯姆斯，是東印度公司的印工與譯員(printer-translator)。這是錯誤的說法。從公司方面說，湯姆斯單純就是專為了馬禮遜字典而雇用來華的臨時印工，至於湯姆斯來華後對中國語文發生興趣，進而研讀並有翻譯作品，那是他個人的事，1823年字典印完後，公司要他回英並解雇，他則自願以極低的代價多留一年，以求排印自己的譯作《花箋記》(Chinese Courtship)，完成後於1825年回英。

第十一，芮哲非說湯姆斯以錫合金雕刻成兩副中文活字。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鉛合金或鉛、銻、錫合金，活字的主要成分是鉛而非錫，因此不能說是錫合金，若活字的主要成分是錫，根本經受不住印刷機的壓力。

第十二，芮哲非談到馬禮遜字典的出版年份時，加了一個註28，註文長達十一行，很不幸的是其中竟有三個錯誤：

首先，他說根據麥都思的《中國》一書，馬禮遜字典的最後一部份是在澳門的聖約瑟夫學院以鑄版(stereotype)所印。這種說法令人莫名其妙，因為麥都思只是單純地提到聖約瑟夫學院有一些活字，可沒說這些活字用於印刷馬禮遜的字典，更沒有提到鑄版的事。

其次，芮哲非說馬禮遜在廣州以他的第一個信徒梁發所刻木板印了一些傳教文獻。但是，馬禮遜的第一個信徒是蔡高而非梁發。

再者，芮哲非說洪秀全是在1836或1837年經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引導而接觸梁發的《勸世良言》一書。可是，洪秀全和羅孝全兩人遲至1847年間才在廣州認識，而《勸世良言》一書是洪秀全早在1833或1834年參加廣東鄉試期間從分書的梁發或其助手獲得的。

在僅僅一頁的篇幅中，就有以上如此多的錯誤，全書又將如何呢？也許只能說是一頁（葉）知秋吧！

尋找美華書館

上海的美華書館是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規模最大的印刷出版機構，自1860年底從寧波遷到上海後，至1932年初結束的七十一年間，在上海歷經四處館址：最初暫居虹口(1860-1862)，隨後喬遷小東門外新建館舍(1862-1875)，再度遷移至北京路(1875-1932)，最後於1903年在北四川路購地興建印刷廠房，但營業辦事處仍在北京路。

        若依這四處館址劃分美華書館發展的經過，則在小東門外的十三年是非常重要的奠基時期，尤其是主持館務的姜別利(William Gamble)以中文活字和電鍍銅版為主的技術創新和職工培訓，都完成於這十三年的前九年內。這些成就不僅使美華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印刷出版機構，還直接引領著中國新式印刷出版事業的發展，其影響力甚至及於日本歐美等地。在相當程度上，小東門時期的美華書館可說是中國新式印刷出版的搖籃。

        但是，美華書館究竟在小東門外的什麼地方？學術前輩周振鶴教授在2014年9月2日發給我的電郵上寫道：光緒上海地圖上可見美華書館在北京路地址，而先前美華在小東門則不知具體何處，此「亦是頗有興味之題」。

我謹記著前輩言外之意的提示，在同年10月中來滬參加一項翻譯史研討會後，於19日離滬當天上午拉著行李箱來到黃浦江邊，在外馬路、中山南路、中山東二路、東門路、中華路上彳亍徘徊，滿心想著從眼前二十一世紀的景象回頭追尋十九世紀中期的美華書館舊址，我佇立在東門路東端的濱江觀景堤岸上，望著江水滔滔而去，心思也如江水一般起伏不定：真找得到美華嗎？

我沒有穿越一百五十年時光隧道回到當年的通天本領。但是，手上卻有一紙一百五十年前的「藏寶圖」― 1865年10月21日姜別利親手繪製的「美國長老會佈道站地面圖」(Pla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Ground)。

圖的正中是長方形的美國長老傳教會土地，東西長約320英尺(97.5公尺)，南北寬約80英尺(24.5公尺)，面積25,609平方英尺(約2,388平方公尺)，地面上從西向東有四幢建物：教堂、美華書館、傳教士克陛存(M. S. Culbertson)住宅，以及隔著一條街道的法租界巡捕房哨站。這片地東面濱臨黃浦江，西面毗鄰其他房屋，向北面臨小東門大街，南面依傍連接小東門水關和黃浦江的水道。

我想，世間恐怕沒有幾張藏寶圖能和姜別利這張一樣，有這麼多的內容了。只是，滄海桑田一個半世紀後，這些內容現在一眼望去便能確定的竟然僅存依舊日夜如斯的黃浦江了！

傳教士們當年的書信上總是說，這片土地和建物前臨小東門大街，後傍連接黃浦江和小東門水關的水道。如此說來，首先應該確定的是小東門大街。這條大街在當時從小東門直通往江邊，道旁各類店鋪櫛比鱗次，行旅熙來攘往，是上海繁華熱鬧的主要街道之一。但是，當我從昔日小東門所在的方浜中路口向東望去，只見沿著中華路、人民路、龍潭路、中山東二路和東門路的一大圈土地，都圍著工程建地的圍籬，籬內的幾棟外灘金融中心等高樓大廈正忙著趕工，哪裡還有小東門大街及後來方浜東路的絲毫蹤影？

既然美華書館面臨的小東門大街完全消失了，我只能退求其次寄望於連接黃浦江和小東門水關的水道。但，水道也不見了。原來是辛亥革命起後，上海和全國各地一樣掀起拆城填濠的築路行動，不幾年間，小東門一帶的城牆和護城河變成了中華路（南）與民國路（北）；同時，貫穿小東門的方浜河道，以及連接小東門水關與黃浦江之間的水道，也都變身為馬路了，而藏寶圖上美華書館南面的水道，正是今日從中華路到江畔為止的東門路。

找到了東門路，我總算來到寶庫的門口了。雖然此刻晴日當空有些悶熱，還不時從幾處工地捲來陣陣撲面風沙，我卻難免心中激動，眼光為之一亮，念茲在茲的美華似乎也隱約在望了，想來荒山叢林中的尋寶人也是這個樣的吧！

東門路並不寬闊，原本水道填成的行車路面可能不到十公尺寬，兩側人行道各約三、四公尺，而整條東門路的長度也僅約兩百公尺而已。從當年傳教士在書信中的描述與藏寶圖所載，美華書館在內的長老傳教會那片土地，應該是位於東門路的東端北側，從江邊向西延伸到中山東二路西側的人行道左右，以及從東門路北側進深約80英尺(24.5公尺)所成的長方形範圍。

寶庫終於開啟了，一百五十年前的克陛存住宅、美華書館與教堂當然早已不見蹤跡，迎面而來的是一幅截然不同的二十一世紀大都會風景，有誰能想得到，那高聳的英迪格酒店地面上，曾有過一幢克陛存的住宅；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山東二路底車輛北往南來呼嘯而過的車道，竟然原本是美華書館與教堂的所在！

不過，藏寶圖上還有個問題待解。這片土地的東側有個看來格格不入的建物：一面臨江、一面隔街與克陛存住宅相望的巡捕房哨站。原來是1861年法國人拓展租界，從城外沿江自北而南直到連接黃浦江與小東門水關之間的水道為止；1863年法國人在這片新租界最東南端的外馬路江畔興建哨站，不料竟蓋在剛好被劃入法租界的長老會土地上，事先毫不知情的傳教士當然反對這種侵權行為，於是展開抗議與交涉，糾纏了六年，法國人終於在1869年低頭承認了長老會的土地所有權，也同意照付每年三百兩銀的哨站土地租金。這間哨站就在英迪格酒店後方外馬路觀景堤岸的上下轉角處。

尋找美華書館的行動結束了。我站在原本美華所在的中山東二路東側人行道上，準備再一次感受滄海桑田的這一幕景象時，眼前彷彿浮現了1869年11月《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報導與評論姜別利離職的一段文字：

「姜別利…成功經營了十二年的美華書館，已經成長為可能是東方規模最大的印刷出版機構，各個部門都是最完備的，除了造紙和造印刷機以外，印製圖書的每個必要的部門全都具備了。美華的活字部門成功生產中、日、英文各種活字，其電鍍和印刷部門也向中國人和其他人展現了金屬活字和銅版的優點。而且，姜別利始終如一的謙恭有禮，以及供應材料和印刷各部門人才的能力，毫無疑問是促成中國人接受外國印刷術最好的激勵和鼓舞。」

鑄以代刻 - 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7月。

 

 

目 次

          自序                                                                            

          導言                                                                           

          第 1 章  從木刻到活字：馬禮遜的轉變

          第 2 章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澳門印刷所

          第 3 章  麥都思及其巴達維亞印刷所           

          第 4 章  中文聖經第一次修訂與爭議           

          第 5 章  初期的墨海書館 1843-1847                        

          第 6 章  偉烈亞力與墨海書館                       

          第 7 章  香港英華書院 1843-1873               

          第 8 章  美國長老會中文印刷出版的開端          

          第 9 章  澳門華英校書房 1844-1845                            

          第10章  寧波華花聖經書房 1845-1860     

          第11章  華花聖經書房遷移上海的經過            

          第12章  姜別利與上海美華書館                 

          參考書目                                          

          索引

 

自 序

   能夠完成自己退休十年來的第四本書，內心真是充滿了感恩與感懷。

   本書的內容是基督教傳教士自1807年來華至1873年為止，六十餘年間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以及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早自1970年代後期，我就對這樣的主題感到興趣，當時熱中撰寫近代藏書家故實，連帶對中國書如何從傳統的木刻線裝變成西式的活字平裝頗為好奇，不過也只約略知道這種轉變和傳教士密切相關而已。那時候的我絕對想不到，傳教士三個字後來竟會在我的心頭和筆下徘徊不去，以至於今。

   我在1992年辭去圖書館的工作，負笈英國學習西方目錄學與出版史，似乎很自然地選擇以傳教士麥都思和墨海書館為題撰寫碩士論文，由於只有一學期的撰寫時間，還得同時兼顧上課、書面作業與印刷實習，而就讀的里茲大學和麥都思手稿所在的倫敦距離又遠，往返不便，結果我雖然初次接觸了傳教士的第一手史料，也只是淺嚐輒止。

   沒想到英國歸來後我卻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之下孤注一擲，賣了棲身的小房在1994年初怏怏再赴倫敦大學攻讀博士，並以倫敦傳教會的中文印刷事業為研究主題。三年期間，無日不為自己年近半百竟前途茫然而惶惑，又深覺既已入傳教士史料寶山豈能空返，於是為了忘憂解愁，也為償多年宿願，埋首拼命抄錄傳教士的書信手稿，成為一個落寞的過河卒子在異鄉苦讀中唯一的遣懷之舉。

   1997年初我趕在坐吃山空之前僥倖學成回台，得以任教大學，也開始了以傳教士為主軸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雖然無法再與傳教士的手稿真跡朝夕相對，但透過縮微膠捲或膠片繼續在他們的字裡行間探索尋思，成為我這些年來的生活寫照，到2010年為止，先後抄錄了兩百六十餘萬字的傳教士書信手稿，也發表了一些相關論著，而傳教士的印刷出版活動正是這些書信和論著中的重要部分。

   回顧二十年來自己探討傳教士印刷出版活動的經驗，先是以倫敦會為對象，後來擴及美部會，還是不夠寬廣周延，因為導致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的要角，或者說十九世紀初中期在華從事中文印刷的主要傳教會，還有始終堅持以西式活字印刷的美國長老會，要瞭解中國圖書生產技術轉變的過程和全景，長老會是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2011年12月，我決定進行長老會中文印刷的研究，並和以往探討倫敦會和美部會一樣，從抄錄整理長老會的手稿檔案著手，先以大約六個月時間，從縮微膠捲奮力抄錄了四十五萬字左右的書信內容，再從長老會中文印刷事業的起源開始，依序探討其傳教士在澳門、寧波和上海三地的印刷與鑄字工作，直到1869年為止，寫成五篇論文，再加上近年所寫以倫敦會為主的七篇論文，構成本書的十二篇內容，其中的十篇是第一次出版。本書和我在2000年出版的《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一書主題相同，但範圍內容有別，將近本書篇幅一半的長老會部分是前書沒有的，以倫敦會為主的部分也儘量避免重複，但願兩書合起來是西方印刷術來華比較完整與清晰的一幅圖像，而不是我又一次禍棗災梨的胡亂塗鴉。

   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是一項似小而實不小的改變。到十九世紀為止，中國人主要以木刻印刷圖書已久，是千年來中國圖書文化的重要特徵與技術基礎，卻在十九世紀內遭遇傳教士引進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戰，並且就在同一個世紀內被普遍地取而代之，並進一步引發圖書文化的連串變動，例如圖書的面貌從此改變，線裝書的各項特點逐漸消失不見，連線裝都改為平裝或精裝了，再如圖書的出版傳播有了新的模式，而圖書的典藏保存從過去的封面朝上平放在架上，變成直立在書架上，書脊朝外並印上書名作者等等。雖不能說這些變化都直接來自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的緣故，但印刷生產方法的改變是近代中國圖書文化最先發生變化的一個環節。如此說來，研究十九世紀中文印刷技術的變局或新局，或許不是沒意義的餖飣之事了。

        從2010年的年中開始，本書的寫作經過約三年半才得以完成，其中的前兩年我還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中心擔任約聘研究員，承蒙中心主任黃一農院士提供優越的環境讓我得以專心研究和寫作，同時人社中心亞洲季風計畫歷史組召集人徐光台教授也經常關注我的研究情況，都讓我由衷感念。近一年多來，我離開了清華人社中心在家寫作，其間曾應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晞教授與鄒振環教授之邀，在2013年5月前往復旦進行相關的學術報告與交流，並實地探訪了當年長老會美華書館的幾處舊址，又承上海出版博物館林麗成館長邀約，與高晞教授、鄒振環教授、馮錦榮教授，及高明博士等，前往寧波考察長老會華花聖經書房與佈道站等舊址，藉與書面史料互相印證，實在是收穫豐富的一趟學術之旅。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鄭炯文館長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圖書館慨然同意我複製他們珍藏的圖片，增加本書的光彩，我十分感念。我也要謝謝賴芊卉小姐一直幫忙解決電腦方面的許多問題，讓我得以順利寫作，並謝謝台大出版中心嚴嘉雲小姐耐心仔細地看稿編輯，使得本書終能出版問世。

        從最初約略知道傳教士引進西式活字印刷術的事，已經荏苒過了三十多年光陰，我慶幸自己終於有機會寫成本書，並期待來自學者方家對本書的指教。

                           蘇 精 2014年1月15日於台北斯福齋

兩百年前的一封信 ― 下篇

        話說馬禮遜遺孀編輯他的紀念集時，對他寫於1812年12月22日的信，或許因為篇幅太長的緣故，需要刪減或改動部分內容，但如何取捨呢？

        兩相對照手稿和紀念集的內容，可以發覺他的遺孀真是非常細心從事把關或檢查(censor)的工作。除了一些過於簡略而例行的只有講道題目而無內容的日記，以及她判斷英國讀者沒有興趣或難以理解，或是和傳教關係不大者，如中國沿海猖獗的海盜與遁入空門的中國婦女等，都理所當然地捨棄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凡是可能引人（英國人）側目與爭議的敏感內容，都遭到刪除消失不見了，或者改以委婉的語句重現，以下是明顯而很有意思的四件事例。

        第一，馬禮遜婉拒擔任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牧師一職。

        按英國法令規定，商館必須設置一名做為國教的聖公會(Established Church)牧師，當時正好出缺，商館的大班愛芬斯頓(John F. Elphinstone)好意邀請擔任商館翻譯的馬禮遜出任，並明言是為了增加他的收入以改善生活，而且還體念他屬於異議教派的長老會，因此只要他按照聖公會禮拜儀式照本宣科即可，不需他違背長老會的教義講道。

        馬禮遜婉拒了大班的盛情，他在信中說自己不能只為了增加收入而接受這份工作；接著他批評都是聖公會教徒的商館職員，不但參加禮拜者寥寥可數，還總是瞧不起聖公會以外的教徒；馬禮遜更進一步說，在聖公會狹隘的(cramped)的禮拜形式下，自己只會講出偏狹的(illiberal)內容而非真理。

        以上這些批評如果收入馬禮遜紀念集公諸於世，毫無疑問會引起一片譁然。他是將基督教福音帶到中國的第一人，英國人不分宗派都相當尊重他，當時英國傳教界盛行各宗派大融合，馬禮遜所屬的倫敦傳教會最標榜的就是不分宗派，其會員和傳教士來自各宗派，而他自己也曾向聖公會的英王喬治四世致敬並獻禮，更重要的是聖公會從達官貴人以至廣州商館的職員，不少人都出錢出力協助他的傳教、譯印中文聖經和創辦英華書院等等事業，他們若讀到這些批評可真是情何以堪，馬禮遜遺孀自然非要刪除不可，改以簡單概括的一句話帶過了。

        第二，馬禮遜和在印度的浸信會傳教士間的互動。

        當時在印度雪蘭坡(Serampore)的英國浸信會傳教士馬煦曼(Joshua Marshman)，也在學習中文並將聖經譯成中文。馬禮遜在1812年這封長信中提到，自己兩年來應馬煦曼要求代買中文書、紙張和代雇中文教師等，一共墊支了373元，但到當時為止只收到對方寄來價值174盧布(約87元)的布料。馬禮遜又說他和馬煦曼之間對學習中文的方式看法有些不合，但馬禮遜認為這並不重要，要緊的是他們的中文都學得能宣講福音了。

        這樣的內容其實沒有甚麼問題，但是接下來的四、五年間，馬禮遜和馬煦曼兩人之間的關係，卻從彼此競爭演成互相批評而大打筆仗的地步。馬煦曼不斷宣揚自己的中文印刷優於中國本土，馬禮遜則認為馬煦曼自我膨脹；馬禮遜又指控馬煦曼不但抄襲他的中文文法書，還搶先出版自己的同類書，馬煦曼則反駁此種指控根本是無中生有。在這種情形下，在兩人交惡前沒有問題的似乎也變得敏感了，於是這部分內容就被馬禮遜遺孀乾脆完全刪除而消失了。

        第三，關於天主教傳教士和信徒的記載。

        馬禮遜一向注意和報導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和信徒的情況，這封長信也是如此。在傳教士方面，他簡略報導一名法國傳教士在北京老死的消息，卻詳細報導了另一名法國傳教士Latundel (即Claude-François Letondal)於1810年在檳榔嶼建立總修院，教育華人修士的種種。在教徒方面，馬禮遜在日記中陸續載有一名天主教徒前來索取他印刷出版的書，以及澳門主教禁止教徒和他往來的事，還記載了一度教他官話的天主教徒雲官明(Abel Yun)，不顧禁令繼續和他來往。

        馬禮遜遺孀處理天主教這項主題的方式很值得玩味。關於傳教士的內容是一概予以刪除，卻完全保留了關於教徒和他往來的報導內容。馬禮遜遺孀這麼做的原因，很可能是Letondal設立總修院一事，顯然是當時以馬禮遜為代表的基督教難以望其項背的，因此不提也罷；相對於此，馬禮遜在信中呼籲在馬六甲建立一個訓練教育和印刷出版等多功能傳教中心的呼籲，其遺孀可就一字不漏地照登，她還特地加上引語提醒讀者，這可能是馬禮遜第一次提到這件事，此後他也持續努力並終於建立馬六甲英華書院。至於天主教徒向馬禮遜索書，或不顧主教禁令仍和他往來等等，都是有利於基督教的事，更是基督教讀者樂於見到的內容，當然都要收入紀念集了。

        第四，參與馬禮遜家庭聚會的華人。

        馬禮遜來華後，總是在住處舉行家庭聚會，要求他雇用的中文教師、助手和僕人參加，也歡迎這些人帶親友前來。他在聚會中為他們講解聖經，帶領唱詩和禱告，有時也要他們複誦讀過的經義，馬禮遜摘錄的這1812年日記中，就經常可見這類活動的記載。在這封長信接近結束的第二十七大段，馬禮遜寫下參加這些聚會的十一位華人名單，也註明各人的身份，如中文教師、佣人或是誰的兄弟或親戚等等。

        這個聚會名單可說是中國基督教初期歷史的一份珍貴史料，但是馬禮遜遺孀並不這麼認為而予以刪除了，卻又令人有些啼笑皆非地在紀念集中加註原信「此處接著是十一人名單」（頁357），這對亟欲瞭解第一個中國基督教家庭聚會的人而言，真是吊足了胃口。也許馬禮遜遺孀是認為摘錄的日記中已經屢次出現這些人名了，沒有必要重複，但其實有四個人名並沒有出現在日記中，何況同樣重要的是還有馬禮遜加註的這十一人身份和彼此間的關係呢！或許只能說馬禮遜遺孀畢竟不是歷史家，而馬禮遜紀念集也是為英國而非中國讀者編印的書了。

        檔案如是說，已經整整兩百年歷史的這封長信，還真告訴了我們不少的歷史真相！

兩百年前的一封信 ― 上篇

        整整兩百年前的1812年12月22日，基督教第一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從廣州寫一封給自己所屬倫敦傳教會的司庫和秘書。對越來越少執筆寫信的今人而言，馬禮遜這封信給人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其驚人的長度 ― 六十三頁，約9,500字。

        這封信包含三部分：一是主體的內容，二十二頁，約3,000字；二是他在1812年的日記摘錄，二十四頁，約3,500字；三是和主體內容大同小異的副本，十七頁，字體稍小較密，約3,000字。

        馬禮遜所以會抄錄副本，是因為當時還在拿破崙戰爭期間，烽火不僅在歐陸蔓延，敵對雙方也在全球海上爭奪霸權，船舶來往不時遭到對方劫掠俘虜，信件因而遺失是常事，所以很多人和馬禮遜一樣，重要的信件都抄錄副本交由不同的船隻傳遞，以提高寄達率，在這封信以前馬禮遜也有抄過副本的信。但這封信馬禮遜沒有抄錄日記的副本，約3,500字實在太長了，他還特別為此請司庫和秘書見諒。

        不計副本，全信分為二十八大段，馬禮遜逐一以縮寫para 1、para 2依序在每大段開端註明段次，而最後的第二十八大段即是摘錄的日記。事實每大段經常又包含數小段，尤其日記按日分段更多，因此他分為二十八大段的真正意思是二十八件事。有趣的是個人信件篇幅即使很長，也少見像這封信一樣註明段次的，馬禮遜會如此做，很可能是模仿自他擔任翻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作法，商館和倫敦總公司之間來往的公函數量既多而篇幅又長，達到兩百段以上的比比皆是，所以每段開端都以para 1、para 2等註明段次以便閱讀，更重要的是對方回信時不必費時費事引述來信內容，只要註明段次即知所談何事，雙方查考對照起來也快速清楚多了。

        究竟馬禮遜信裡談了哪二十八件事呢？前十九件是他回應司庫和秘書來信中提到的主題，例如他中譯英的一些作品、印刷出版的書、聖經中譯的進度、英國聖經公會補助他500鎊印刷出版經費、他建議美國基督教界派傳教士來華、他的妻子病情、他的中文教師與華人助手、他在東印度公司商館的忙碌工作，以及他編纂的中英文字典與文法書的進度等等。

        後九件事數量較少，但因為是馬禮遜這封信所提的「新鮮事」，所以每件的內容較長，例如希望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Malacca)建立一個具備訓練教育、印刷出版和會議等多功能的傳教中心，商館大班有意延攬他擔任商館牧師但未成事的經過，他和印度的浸信會傳教士間的互動，他變換在澳門的住家及相關問題，天主教傳教士的情形，以及他帶領的華人聚會禮拜狀況等等。

        寫這封信時，馬禮遜來華已經五年又三個月，為了合法留在中國而進入東印度公司商館工作也將近四年，而他結婚成家同樣也接近四年，這封內容包羅廣泛的長信，可說是基督教中國傳教史初期的一篇重要文獻，充分表露這位志在將基督教福音帶給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迫於現實環境不能不有所遷就與等待，卻又在重重困難中盡其在我的各種努力與期盼，令人在閱讀這封信時，心情也隨著馬禮遜的筆下所及而變化不一，時而澎湃起伏，時而同情感嘆。

        很可惜的是有機會閱讀這封信手稿的人恐怕不多。1834年馬禮遜過世後，他的續絃遺孀編輯紀念集(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於1839年出版問世，其中也收錄了這封長信，卻將主體內容和日記摘錄拆開分置，日記還排在前面，也沒有說明兩者原是一封信，因此沒見過馬禮遜手稿的讀者根本不知道他曾寫過這封「超級」長信，更不知道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內容已被馬禮遜遺孀刪除改動過了，有些難得的史料因而湮沒不為一般人所知。

        究竟哪些內容被刪除了或改動呢？這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問題，且待下回分解吧。

兩副活字的生與死

        兩百年前的1814年底，歷史上第一部中英文字典準備在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付印時，遇上了一個空前的難題：如何將中文和英文印在同一頁上呢？

        更早的天主教傳教士曾以中國傳統的木刻，印過至少十餘種全是西文或中西文夾雜的書，但那些都是篇幅較少的書，和這大部頭的字典無法相提並論，而且對十九世紀初年習於工業革命機器環境的英國人而言，以木刻印刷這部「大」字典是無法想像的事，更何況印工都已專程從英國帶著印刷機、英文活字、紙張抵達了澳門，因此東印度公司的大班要編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印工湯姆斯(Peter P. Thoms)解決這個難題。

        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紀錄了馬、湯兩人研究後的兩份報告：第一份認為可有兩種印刷方式，一是打造金屬中文活字，搭配本就是金屬的英文活字排版，中英文一次印成；二是中文木刻，英文以活字排印，分兩次印成。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需要實驗後再做決定。第二份報告就是實驗的結果，由於第一種方式效果好得多，決定以都是金屬的中英文活字一次印成。

        為了打造能和英文活字完全搭配的中文活字，湯姆斯依照西法先造字模，從中鑄出形狀尺寸整齊畫一的金屬柱體，再按中法由華人刻工逐一在柱頂平面刻字，成為半中半西方式打造的中文活字。由於這部字典收錄了四萬多個中文字，也就如數打造了一副大字，另外打造一副小字排印每個字的釋文和例句，大小兩副共約十萬個活字，估計要耗費一千五百英鎊，約七千銀元。

        技術問題解決了，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卻經常記載另一個惱人的問題：來自中國官府的干擾。十萬個活字是個大數目，必須雇用一批廣州的刻工打造，但未經許可和「夷人」來往是違法的事，因此從1815到1817年間，官府差役屢次逮捕工匠、沒收活字，以至強行搜查公司在澳門的印刷所等等。公司大班在困擾之餘，一度請求印度殖民地政府支援刻工來華，最後則乾脆停雇華人工匠，改用澳門的葡萄牙人，由湯姆斯書寫中文，交給葡工雕刻，也因此1817年中以後所造的活字看起來有些「洋相」。

        馬禮遜的字典六大冊終於在1823年印完了，兩副中文活字卻沒有就此功成身退，事實在印刷字典的八年中，以及印完後的十年間，小活字又印了十三、四種副產品。但是，這兩副活字還是在1834年面臨了存廢關頭，東印度公司在這年喪失了英國對華貿易的專利，面臨競爭而大力精簡人事和經費，也關閉了印刷所，公司檔案在1834年8月23日這天記載，停止免費印了三分之一的麥都思(W. H. Medhurst)所編福建方言字典，中文活字則打包封存。

        幸而當時負責美國傳教團體美部會(ABCFM)在華印刷工作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挺身而出，從1836年初起在澳門續印麥都思字典，並向東印度公司借用那兩副中文活字，以期全書的字體一致，於是封存了一年多的兩副活字得以重見天日，直到1837年6月終於印完920餘頁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兩副活字從此留在衛三畏手上，再也沒有回到東印度公司的老家，因此它們的「後半生」也改存在衛三畏和他所屬的美部會檔案中。衛三畏用它們又印了自己的《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等書，到了鴉片戰爭後的1843年10月間，衛三畏覺得兩副活字的歸屬應該有個明確的著落，於是寫信給香港總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經樸鼎查向倫敦請示後，在1844年5月底答覆衛三畏：兩副活字贈送給他，香港政府需要時得優先使用這些活字。事實香港政府從未要求使用這些活字。

        這兩副活字存在期間，大字的一副由於包含四萬多個不同的字，因此始終是最齊全的一副中文活字，但每字只有一個活字，難以排印字典以外的書，而且體型過大，用紙很不經濟，在印完福建方言字典後幾無用武之地，1851年時衛三畏就表示大活字已經毫無用處，至於小活字則因長久使用導致嚴重的磨損。

        第二次鴉片戰爭初期的1856年12月14日夜晚，外人聚居的廣州十三行被人縱火焚燬，存放其中的兩副活字未能倖免於難，也結束了它們為中外文化交流而生，卻因中外戰爭衝突而死的四十二年「生命」，留下對人世的遺愛在印成的書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