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2日 星期六

兩百年前的一封信 ― 下篇


        話說馬禮遜遺孀編輯他的紀念集時,對他寫於18121222的信,或許因為篇幅太長的緣故,需要刪減或改動部分內容,但如何取捨呢?

        兩相對照手稿和紀念集的內容,可以發覺他的遺孀真是非常細心從事把關或檢查(censor)的工作。除了一些過於簡略而例行的只有講道題目而無內容的日記,以及她判斷英國讀者沒有興趣或難以理解,或是和傳教關係不大者,如中國沿海猖獗的海盜與遁入空門的中國婦女等,都理所當然地捨棄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凡是可能引人(英國人)側目與爭議的敏感內容,都遭到刪除消失不見了,或者改以委婉的語句重現,以下是明顯而很有意思的四件事例。

        第一,馬禮遜婉拒擔任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牧師一職。

        按英國法令規定,商館必須設置一名做為國教的聖公會(Established Church)牧師,當時正好出缺,商館的大班愛芬斯頓(John F. Elphinstone)好意邀請擔任商館翻譯的馬禮遜出任,並明言是為了增加他的收入以改善生活,而且還體念他屬於異議教派的長老會,因此只要他按照聖公會禮拜儀式照本宣科即可,不需他違背長老會的教義講道。

        馬禮遜婉拒了大班的盛情,他在信中說自己不能只為了增加收入而接受這份工作;接著他批評都是聖公會教徒的商館職員,不但參加禮拜者寥寥可數,還總是瞧不起聖公會以外的教徒;馬禮遜更進一步說,在聖公會狹隘的(cramped)的禮拜形式下,自己只會講出偏狹的(illiberal)內容而非真理。

        以上這些批評如果收入馬禮遜紀念集公諸於世,毫無疑問會引起一片譁然。他是將基督教福音帶到中國的第一人,英國人不分宗派都相當尊重他,當時英國傳教界盛行各宗派大融合,馬禮遜所屬的倫敦傳教會最標榜的就是不分宗派,其會員和傳教士來自各宗派,而他自己也曾向聖公會的英王喬治四世致敬並獻禮,更重要的是聖公會從達官貴人以至廣州商館的職員,不少人都出錢出力協助他的傳教、譯印中文聖經和創辦英華書院等等事業,他們若讀到這些批評可真是情何以堪,馬禮遜遺孀自然非要刪除不可,改以簡單概括的一句話帶過了。

        第二,馬禮遜和在印度的浸信會傳教士間的互動。

        當時在印度雪蘭坡(Serampore)的英國浸信會傳教士馬煦曼(Joshua Marshman),也在學習中文並將聖經譯成中文。馬禮遜在1812年這封長信中提到,自己兩年來應馬煦曼要求代買中文書、紙張和代雇中文教師等,一共墊支了373元,但到當時為止只收到對方寄來價值174盧布(87)的布料。馬禮遜又說他和馬煦曼之間對學習中文的方式看法有些不合,但馬禮遜認為這並不重要,要緊的是他們的中文都學得能宣講福音了。

        這樣的內容其實沒有甚麼問題,但是接下來的四、五年間,馬禮遜和馬煦曼兩人之間的關係,卻從彼此競爭演成互相批評而大打筆仗的地步。馬煦曼不斷宣揚自己的中文印刷優於中國本土,馬禮遜則認為馬煦曼自我膨脹;馬禮遜又指控馬煦曼不但抄襲他的中文文法書,還搶先出版自己的同類書,馬煦曼則反駁此種指控根本是無中生有。在這種情形下,在兩人交惡前沒有問題的似乎也變得敏感了,於是這部分內容就被馬禮遜遺孀乾脆完全刪除而消失了。

        第三,關於天主教傳教士和信徒的記載。

        馬禮遜一向注意和報導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和信徒的情況,這封長信也是如此。在傳教士方面,他簡略報導一名法國傳教士在北京老死的消息,卻詳細報導了另一名法國傳教士Latundel (Claude-François Letondal)1810年在檳榔嶼建立總修院,教育華人修士的種種。在教徒方面,馬禮遜在日記中陸續載有一名天主教徒前來索取他印刷出版的書,以及澳門主教禁止教徒和他往來的事,還記載了一度教他官話的天主教徒雲官明(Abel Yun),不顧禁令繼續和他來往。

        馬禮遜遺孀處理天主教這項主題的方式很值得玩味。關於傳教士的內容是一概予以刪除,卻完全保留了關於教徒和他往來的報導內容。馬禮遜遺孀這麼做的原因,很可能是Letondal設立總修院一事,顯然是當時以馬禮遜為代表的基督教難以望其項背的,因此不提也罷;相對於此,馬禮遜在信中呼籲在馬六甲建立一個訓練教育和印刷出版等多功能傳教中心的呼籲,其遺孀可就一字不漏地照登,她還特地加上引語提醒讀者,這可能是馬禮遜第一次提到這件事,此後他也持續努力並終於建立馬六甲英華書院。至於天主教徒向馬禮遜索書,或不顧主教禁令仍和他往來等等,都是有利於基督教的事,更是基督教讀者樂於見到的內容,當然都要收入紀念集了。

        第四,參與馬禮遜家庭聚會的華人。

        馬禮遜來華後,總是在住處舉行家庭聚會,要求他雇用的中文教師、助手和僕人參加,也歡迎這些人帶親友前來。他在聚會中為他們講解聖經,帶領唱詩和禱告,有時也要他們複誦讀過的經義,馬禮遜摘錄的這1812年日記中,就經常可見這類活動的記載。在這封長信接近結束的第二十七大段,馬禮遜寫下參加這些聚會的十一位華人名單,也註明各人的身份,如中文教師、佣人或是誰的兄弟或親戚等等。

        這個聚會名單可說是中國基督教初期歷史的一份珍貴史料,但是馬禮遜遺孀並不這麼認為而予以刪除了,卻又令人有些啼笑皆非地在紀念集中加註原信「此處接著是十一人名單」(頁357),這對亟欲瞭解第一個中國基督教家庭聚會的人而言,真是吊足了胃口。也許馬禮遜遺孀是認為摘錄的日記中已經屢次出現這些人名了,沒有必要重複,但其實有四個人名並沒有出現在日記中,何況同樣重要的是還有馬禮遜加註的這十一人身份和彼此間的關係呢!或許只能說馬禮遜遺孀畢竟不是歷史家,而馬禮遜紀念集也是為英國而非中國讀者編印的書了。

        檔案如是說,已經整整兩百年歷史的這封長信,還真告訴了我們不少的歷史真相!

2012年12月12日 星期三

兩百年前的一封信 ― 上篇


        整整兩百年前的18121222,基督教第一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從廣州寫一封給自己所屬倫敦傳教會的司庫和秘書。對越來越少執筆寫信的今人而言,馬禮遜這封信給人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其驚人的長度 六十三頁,約9,500字。

        這封信包含三部分:一是主體的內容,二十二頁,約3,000字;二是他在1812年的日記摘錄,二十四頁,約3,500字;三是和主體內容大同小異的副本,十七頁,字體稍小較密,約3,000字。

        馬禮遜所以會抄錄副本,是因為當時還在拿破崙戰爭期間,烽火不僅在歐陸蔓延,敵對雙方也在全球海上爭奪霸權,船舶來往不時遭到對方劫掠俘虜,信件因而遺失是常事,所以很多人和馬禮遜一樣,重要的信件都抄錄副本交由不同的船隻傳遞,以提高寄達率,在這封信以前馬禮遜也有抄過副本的信。但這封信馬禮遜沒有抄錄日記的副本,約3,500字實在太長了,他還特別為此請司庫和秘書見諒。

        不計副本,全信分為二十八大段,馬禮遜逐一以縮寫para 1para 2依序在每大段開端註明段次,而最後的第二十八大段即是摘錄的日記。事實每大段經常又包含數小段,尤其日記按日分段更多,因此他分為二十八大段的真正意思是二十八件事。有趣的是個人信件篇幅即使很長,也少見像這封信一樣註明段次的,馬禮遜會如此做,很可能是模仿自他擔任翻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作法,商館和倫敦總公司之間來往的公函數量既多而篇幅又長,達到兩百段以上的比比皆是,所以每段開端都以para 1para 2等註明段次以便閱讀,更重要的是對方回信時不必費時費事引述來信內容,只要註明段次即知所談何事,雙方查考對照起來也快速清楚多了。

        究竟馬禮遜信裡談了哪二十八件事呢?前十九件是他回應司庫和秘書來信中提到的主題,例如他中譯英的一些作品、印刷出版的書、聖經中譯的進度、英國聖經公會補助他500鎊印刷出版經費、他建議美國基督教界派傳教士來華、他的妻子病情、他的中文教師與華人助手、他在東印度公司商館的忙碌工作,以及他編纂的中英文字典與文法書的進度等等。

        後九件事數量較少,但因為是馬禮遜這封信所提的「新鮮事」,所以每件的內容較長,例如希望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Malacca)建立一個具備訓練教育、印刷出版和會議等多功能的傳教中心,商館大班有意延攬他擔任商館牧師但未成事的經過,他和印度的浸信會傳教士間的互動,他變換在澳門的住家及相關問題,天主教傳教士的情形,以及他帶領的華人聚會禮拜狀況等等。

        寫這封信時,馬禮遜來華已經五年又三個月,為了合法留在中國而進入東印度公司商館工作也將近四年,而他結婚成家同樣也接近四年,這封內容包羅廣泛的長信,可說是基督教中國傳教史初期的一篇重要文獻,充分表露這位志在將基督教福音帶給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迫於現實環境不能不有所遷就與等待,卻又在重重困難中盡其在我的各種努力與期盼,令人在閱讀這封信時,心情也隨著馬禮遜的筆下所及而變化不一,時而澎湃起伏,時而同情感嘆。

        很可惜的是有機會閱讀這封信手稿的人恐怕不多。1834年馬禮遜過世後,他的續絃遺孀編輯紀念集(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於1839年出版問世,其中也收錄了這封長信,卻將主體內容和日記摘錄拆開分置,日記還排在前面,也沒有說明兩者原是一封信,因此沒見過馬禮遜手稿的讀者根本不知道他曾寫過這封「超級」長信,更不知道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內容已被馬禮遜遺孀刪除改動過了,有些難得的史料因而湮沒不為一般人所知。

        究竟哪些內容被刪除了或改動呢?這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問題,且待下回分解吧。

2012年12月2日 星期日

兩副活字的生與死


        兩百年前的1814年底,歷史上第一部中英文字典準備在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付印時,遇上了一個空前的難題:如何將中文和英文印在同一頁上呢?

        更早的天主教傳教士曾以中國傳統的木刻,印過至少十餘種全是西文或中西文夾雜的書,但那些都是篇幅較少的書,和這大部頭的字典無法相提並論,而且對十九世紀初年習於工業革命機器環境的英國人而言,以木刻印刷這部「大」字典是無法想像的事,更何況印工都已專程從英國帶著印刷機、英文活字、紙張抵達了澳門,因此東印度公司的大班要編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印工湯姆斯(Peter P. Thoms)解決這個難題。

        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紀錄了馬、湯兩人研究後的兩份報告:第一份認為可有兩種印刷方式,一是打造金屬中文活字,搭配本就是金屬的英文活字排版,中英文一次印成;二是中文木刻,英文以活字排印,分兩次印成。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需要實驗後再做決定。第二份報告就是實驗的結果,由於第一種方式效果好得多,決定以都是金屬的中英文活字一次印成。

        為了打造能和英文活字完全搭配的中文活字,湯姆斯依照西法先造字模,從中鑄出形狀尺寸整齊畫一的金屬柱體,再按中法由華人刻工逐一在柱頂平面刻字,成為半中半西方式打造的中文活字。由於這部字典收錄了四萬多個中文字,也就如數打造了一副大字,另外打造一副小字排印每個字的釋文和例句,大小兩副共約十萬個活字,估計要耗費一千五百英鎊,約七千銀元。

        技術問題解決了,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卻經常記載另一個惱人的問題:來自中國官府的干擾。十萬個活字是個大數目,必須雇用一批廣州的刻工打造,但未經許可和「夷人」來往是違法的事,因此從18151817年間,官府差役屢次逮捕工匠、沒收活字,以至強行搜查公司在澳門的印刷所等等。公司大班在困擾之餘,一度請求印度殖民地政府支援刻工來華,最後則乾脆停雇華人工匠,改用澳門的葡萄牙人,由湯姆斯書寫中文,交給葡工雕刻,也因此1817年中以後所造的活字看起來有些「洋相」。

        馬禮遜的字典六大冊終於在1823年印完了,兩副中文活字卻沒有就此功成身退,事實在印刷字典的八年中,以及印完後的十年間,小活字又印了十三、四種副產品。但是,這兩副活字還是在1834年面臨了存廢關頭,東印度公司在這年喪失了英國對華貿易的專利,面臨競爭而大力精簡人事和經費,也關閉了印刷所,公司檔案在1834823這天記載,停止免費印了三分之一的麥都思(W. H. Medhurst)所編福建方言字典,中文活字則打包封存。

        幸而當時負責美國傳教團體美部會(ABCFM)在華印刷工作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挺身而出,從1836年初起在澳門續印麥都思字典,並向東印度公司借用那兩副中文活字,以期全書的字體一致,於是封存了一年多的兩副活字得以重見天日,直到18376月終於印完920餘頁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兩副活字從此留在衛三畏手上,再也沒有回到東印度公司的老家,因此它們的「後半生」也改存在衛三畏和他所屬的美部會檔案中。衛三畏用它們又印了自己的《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等書,到了鴉片戰爭後的184310間,衛三畏覺得兩副活字的歸屬應該有個明確的著落,於是寫信給香港總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經樸鼎查向倫敦請示後,在18445月底答覆衛三畏:兩副活字贈送給他,香港政府需要時得優先使用這些活字。事實香港政府從未要求使用這些活字。

        這兩副活字存在期間,大字的一副由於包含四萬多個不同的字,因此始終是最齊全的一副中文活字,但每字只有一個活字,難以排印字典以外的書,而且體型過大,用紙很不經濟,在印完福建方言字典後幾無用武之地,1851年時衛三畏就表示大活字已經毫無用處,至於小活字則因長久使用導致嚴重的磨損。
        第二次鴉片戰爭初期的18561214夜晚,外人聚居的廣州十三行被人縱火焚燬,存放其中的兩副活字未能倖免於難,也結束了它們為中外文化交流而生,卻因中外戰爭衝突而死的四十二年「生命」,留下對人世的遺愛在印成的書頁中。

 

20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寧為傳教士,不為外交官


        十九世紀的初中期,英美兩國剛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時,比較熟悉中國語文和深入中國社會的基督教傳教士,往往是英美外交官人選最方便的來源。同時,由於外交官的薪水高於傳教士兩三倍以上,傳教士轉任外交官是無可厚非的事。但是,卻也有人婉謝高薪厚祿的世俗外交官職位,寧可一本初衷地堅守拯救中國人靈魂的志業,只不過這種人畢竟難得,在已知的七名當時曾被徵詢轉任外交官的傳教士中,不為所動的僅有一人而已,他就是倫敦傳教會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

        千萬別誤會麥都思是對外交毫無興趣或缺乏本事的人,在十九世紀初中期的來華傳教士中,他可是難得一見的外交長才。

        1817年,年僅二十一歲的麥都思從英國抵達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傳教,1819年初奉派前往檳榔嶼巡迴講道,短短一個多月就大受當地英人總督班納曼(James Bannerman)及所有高級官員的歡迎,還寫信到馬六甲要求讓麥都思留在檳榔嶼,當時負責馬六甲佈道站的米憐(William Milne)趕緊回信,婉轉表示麥都思的印刷專長在馬六甲無可取代,將另派兩人前往檳榔嶼「換回」麥都思。

        麥都思在1823年初轉往荷蘭殖民地巴達維亞(雅加達)向華人傳教。當時英國與荷蘭由於政治和商業利益的糾葛,兩國在東南亞的關係非常敏感,荷蘭殖民當局對英國人頗為疑忌,即使傳教士也不例外,比麥都思早到當地的英國傳教士,甚至是加入倫敦傳教會的荷蘭籍傳教士,在各方面都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和不便。

        麥都思卻不然,他以幹練而細膩的手腕結交歷任荷蘭總督,周旋在殖民地官員和教士之間,成果非常豐碩,例如殖民地政府實施嚴厲的出版檢查制度,對荷蘭人也一樣,而麥都思以英國人卻能獲得許可設立印刷所,且在二十年間從未受到檢查為難,他個人又得到總督授與永久居留身份,這些是以往的英國人沒有的特殊待遇,有位總督捐贈五百荷幣協助他蓋教堂,另由政府免費供應價值五百荷幣的建材,總督的關愛也帶動當地荷蘭人的踴躍樂捐,麥都思則將自己的新書題獻給總督做為回報。

        麥都思和荷蘭教會間的關係說是水乳交融並不為過,卻是得來不易。他先主動到二、三十英里外一個欠缺牧師的當地教會講道,一開始遭到荷蘭人擋駕,後來荷蘭教會卻前倨後恭地主動請他盡可能常去,還請政府讓他免費搭乘郵遞馬車,以免騎馬顛簸及日曬與淋之苦。此後荷蘭教會出借石印機給他長期使用,也向他訂購印刷品,荷蘭教士和他一起編馬來文的教科書與翻譯聖經,他的佈道站教堂落成時,荷蘭教士全體到場祝賀致詞,此後也借用他的新教堂做禮拜;他在1834年送兒子回英國讀書,因為巴達維亞和倫敦間沒有直達的船隻,他的兒子先到荷蘭候船轉英國期間,就由荷蘭教士代為照料。

        讀了現存的麥都思詳細記載上述種種的信件後,任誰都會讚嘆他真是個天生的外交長才!

        鴉片戰爭後,麥都思收拾一切北上中國,於18437月先到香港短暫停留。當時英國對華全權特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正在尋覓適合擔任通商五口的領事人選,很希望麥都思轉任五口之一的領事,璞鼎查派遣親信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 Morrison)當說客,敦促麥都思擱下救人靈魂的工作,轉為謀取英國利益的外交官。馬儒翰曾與麥都思於1835年在廣州、澳門一起修訂馬禮遜的中文聖經,為期將近半年。不料麥都思認為自己身為對華傳教士,在東南亞苦等中國開門已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好不容易才迎來在中國本土宣講福音的時刻,因此不肯放棄使中國歸主的初衷。

        令人意外的是麥都思的個人外交生涯並未因為他謝絕轉任領事而告終。1843年底他抵達才開埠的上海建立佈道站,他的兒子麥華陀(Walter H. Medhurst, Jr.)則是英國駐上海領事的翻譯官,卻因病不得不前往香港療養,由麥都思父代子職承擔中英官員之間的所有口譯和筆譯工作。

        因為開埠伊始,中英雙方交涉談判頗為繁雜,佈道站也才開張而已,百事待舉,一般人遇到這種身兼二職的負擔可能引以為苦,麥都思卻不同於尋常,他在18445月初寫信告訴倫敦傳教會的秘書,表示自己客串外交翻譯有兩個重要的收穫,第一是自己因此才有機會結識中國高級官員,並在必要時「順便」向這些官員提出佈道站和自己的要求;第二是他的翻譯工作讓英國官員體認到傳教士的「用處」,不敢輕易冷淡了傳教士。也就是說,不但上海的中英雙方官員都得依賴與重視麥都思,他的傳教事業也能因此而獲益,真是利人又利己,想來他應當會對自己婉謝領事一職感到得意極了!

2012年11月12日 星期一

紅樓夢的第一位英文譯者 ― 馬禮遜


    熟悉基督教史、紅樓夢翻譯史或中西文學交流史的人,看了本文的標題恐怕不免愕然。世人知道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是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翻譯了中文聖經,也編印了第一部中英文字典,他甚麼時候也翻譯了紅樓夢?而且向來公認的紅樓夢第一位英文譯者,不就1830年發表作品的德庇時(John F. Davis)嗎?

    沒錯,馬禮遜在1813年已翻譯了一部份的紅樓夢,比他的中文學生德庇時早了十七年。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院(SOAS)圖書館的檔案庫中,堆放著幾百個馬禮遜所屬的倫敦傳教會檔案紙盒,在中國部分的一個卷宗裡,就收藏著馬禮遜的紅樓夢譯稿和其他作品。歷來翻閱馬禮遜檔案的人不知凡幾,但大家重視的是他的聖經與傳教作品的翻譯,似乎無人關注這些已經沈睡了整整兩百年的紅樓夢譯稿。

    馬禮遜到中國當然是為了翻譯聖經而非紅樓夢,但是他為了譯經而進行周全的準備,為求全面性地掌握中國語文的特性,並深切瞭解中國人的思想與中國的社會,他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在中文教師的指點協助下廣泛地閱讀,並就不同類型的文本從事翻譯,紅樓夢譯稿正是因此產生的作品之一,其他還有三字經、大學、佛道兩教文獻、皇帝聖旨、勸世文、詩詞格言,以及尺牘範文等等。

        18111,也就是馬禮遜來華將近三年半後,他將聖經以外的各類譯稿寄回英國,181139倫敦傳教會的理事會議通過決議印刷出版,三個月後包含七篇譯作的Horæ Sinicæ (中國通俗文獻譯本)問世,這是馬禮遜第一種英文出版品,當時他還沒翻譯紅樓夢

        18141月中,馬禮遜又將前一年內自己的各類英譯稿寄給倫敦會秘書崔(S. W. Tracy),並表示有意出版,共十二篇,紅樓夢譯稿為第十一篇,另外包含文昌帝君勸諭十條、另兩部小說的節譯、勸止溺嬰惡習文、婦科疾病論、太上感應篇等。馬禮遜在信中說自己實在沒有時間謄抄一遍,也沒能修訂或更正錯誤,因此他手寫的這些初譯稿有些凌亂,塗抹刪改處也不少。

    其中的紅樓夢譯稿有十四頁,加封面共十五頁。封面標題為「節自紅樓夢」,並有馬禮遜題記,表示他翻譯的這部份內容是當時中國社會一幅真實而可悲的畫面,欠缺防止社會壓迫的機制,甚麼事都可以金錢購得,只要有能力也願意付錢,任何犯罪都能為所欲為,可見馬禮遜不是只從文學欣賞的角度理解這部小說。譯稿的內容是第四回賈雨村上任金陵應天府後,徇私枉法審理薛璠打死馮淵的故事,譯文前的標題為「節自名為紅樓夢的一部小說」,與封面所題略有不同。

    閱讀馬禮遜的紅樓夢譯文,相當流暢通順而易於理解,比他的中文聖經好得太多了,這應當是紅樓夢譯文是他的母語所致,至於他翻譯的技巧和方式如何等等,還有待進一步依據他翻譯的中文底本來研究。

    馬禮遜是根據甚麼版本的紅樓夢翻譯的呢?他自從來華後,非常注意蒐藏中文圖書,在他的日誌和書信中經常有買書的紀錄,1823年他回英國休假時將中文藏書一併運回,還親手編製了目錄。這些書幾度輾轉易手後,現在也由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院圖書館收藏,多達一千零一部、約一萬冊線裝書,經史子集都有。其中紅樓夢120回本兩部,後、續、復夢各一部,那兩部紅樓夢各是18111818年的東觀閣刻本,從出版年代而言,1811年這部應當就是他據以翻譯的底本了。

    馬禮遜1814初將紅樓夢等譯稿寄回英國後,就如石沈大海沒了下文,查遍倫敦會的理事會議紀錄也看不到處理的蛛絲馬跡。奇怪的是理事會在兩年前主動為他出版中國通俗文獻譯本,何以這次他表示有意出版,理事會卻毫無動靜,也不曾將稿退還,而他也沒有索回。

    不論未出版的原因究竟如何,這一耽擱的結果是馬禮遜錯失了紅樓夢第一位英文譯者之名。他既然志在救人靈魂傳教,而非文學翻譯傳世,又已享有最早傳播基督教來華和創編中英文字典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他也許不會太介意在紅樓夢英譯上的失落。但是,他兩百年前的手稿如今俱在,年代也確切可考,則追本溯源,紅樓夢英譯的開端應該從1830年往前推到1813年才是!

2012年11月6日 星期二

字典流浪記


        英美出版業有個用詞「孤兒」(orphan),指出版社一名編輯離職後,留下的還在出版作業過程中的書,有如失去父母呵護而前途莫卜的孤兒,雖然總會有人接手照料,但難免有銜接上的種種問題,甚至因而出現嚴重的差錯。所幸這類孤兒通常出現在一家出版社之內,難得一見在不同出版社間飄零流浪的情形。

        但是,將近兩百年前卻有一部閩南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編者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的手稿竟然從1823年起的十四年間,在巴達維亞、馬六甲、新加坡和澳門等地輾轉流離,幾度在大海汪洋中往返跋涉,歷盡波濤風霜之後,才終於在1837年印成問世,結束漫長曲折的流浪記。

        麥都思於1817年抵達倫敦傳教會在馬來半島馬六甲的佈道站擔任印工,並學習官話與閩南話。麥都思很有語言天份,到馬六甲一年半後,就能撰寫中文講道詞,並寄請在華的前輩馬禮遜指教,馬禮遜在1819124寫給倫敦會秘書柏德(George Burder)的信中,稱讚麥都思的作品「文情並茂」(of which I judge very favorably, both as to style & sentiment)

        麥都思晉任傳教士後於1822年抵達巴達維亞(雅加達)傳教,第二年他完成已進行數年的福建方言字典編輯工作,馬禮遜知道後表示應由馬六甲佈道站印刷所印行,麥都思也將書稿寄到馬六甲。由於篇幅多達數百頁,成本浩大,馬六甲的傳教士要求先獲得倫敦會的理事會同意再印,於是麥都思在18235月底寫信給理事會,為了免除理事會顧慮耗費太大,他還用心良苦地表示,願將字典無償獻給倫敦會,便利未來的傳教士參考利用。

        麥都思寫上述的信時,並不知道事情已經有了變化。原來,馬禮遜經建立新加坡英國殖民地的來佛士(Thomas S. Raffles)邀請,合作籌辦一所新加坡學院(Singapore Institution),並附設印刷所。在1823415的學院董事會議中,擔任副董事長的馬禮遜提議印刷麥都思的字典300部,這項提議不但獲得通過,還增加印量到500部,其中的150部送給編者。於是麥都思的書稿便轉到了新加坡,他也在同年的8月下旬通知倫敦會這項好消息,並說倫敦會不用為此花費一文錢了。不料,新加坡當局人事更迭,新任駐紮官(Resident)對學院不感興趣而延宕下來,麥都思的書稿也被束諸高閣,無人聞問。

        光陰荏苒到1830年,馬禮遜對新加坡學院已經絕望,於是第三度為麥都思的字典介紹印刷出版社,也就是馬禮遜自己任職翻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澳門印刷所,這家印刷所本是專為馬禮遜的中英文字典而設,1829年也才又出版他的另一部廣東省土話字彙(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因此馬禮遜建議印刷麥都思的字典,很快就獲得商館大班同意,但大班要求馬禮遜父子得負責照料印刷和校對的工作。

        麥都思接到消息後,從新加坡索回已經擱置了七年的書稿,又費了好大的功夫修訂,新增數千條釋文,也添加了一些摘錄自中國經典的例句,整部書稿擴充到四開本達一千頁之多,他從1830年夏季開始在傳教之餘全力修訂,忙到1831年春季才告完成,將書稿從巴達維亞寄往澳門。馬禮遜也在18315月底從澳門報導,麥都思的字典已經開工排印了。

        由於篇幅很大,而負責照料與校對的馬禮遜父子各自另有工作,因此字典排印的進度很慢,開印三年只完成了300頁左右,大約全書的三分之一而已。不幸的事卻再度降臨,東印度公司從18344月起喪失了英國對華貿易的獨佔權,此後面臨眾多的競爭者,公司必須精簡人事和經費支出,廣州商館在1834823決定停止印刷麥都思的字典,而馬禮遜已先在同月1日逝世,這部字典又成為無助的孤兒。

        18356月,麥都思獲得倫敦會同意第一次來到中國,探查馬禮遜死後中國的傳教形勢,也和其他在華傳教士一起修訂馬禮遜翻譯的中文聖經,到18361月離華返回巴達維亞。在華將近七個月間,他當然也要設法挽救自己心血結晶的福建方言字典,令人意外的是為他收拾殘局的主要不是英國人,卻是美國的基督徒商人與傳教士。

    挺身而出的是廣州同孚洋行(Olyphant & Co.)的行東歐立芬(David W. C. Olyphant),以及美部會廣州佈道站的印工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前者免費提供提供澳門的一棟房屋,後者則擱下廣州佈道站的工作,在183512月底前往澳門專心印刷字典,印刷機借自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 Morrison),並向東印度公司借來先前使用的中文活字,以免全書前後字體不一顯得怪異,至於印刷費用則由同孚洋行墊1,800元,美部會佈道站墊425元,等到字典印成後出售歸墊

        衛三畏帶領華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在內的幾名工匠,費了整整一年半時間,終於在18376月初全部大功告成,連東印度公司前印合計920餘頁,封面用的是1832年先印的一頁,所以印刷者仍是其實只印三分之一的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及其葡籍印工,次頁則是麥都思更早寫於18317月底感謝東印度公司及其廣州商館的獻詞,看了封面和獻詞這兩頁的內容,再想起這部字典長達十四年流浪的身世,不免令人感慨萬千。

        要完整拼湊出這部字典的曲折故事還真不太容易,總算幸運的是編者和幾次印刷出版者的史料,包括麥都思和馬禮遜所屬的倫敦傳教會、新加坡學院、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以及衛三畏所屬美部會的檔案文獻等等,都還大致留存下來,這部字典印刷出版過程的辛苦坎坷,才不致於淹沒在歷史的洪流當中,令人不禁三嘆:還好有檔案!

2012年10月30日 星期二

寧波官員、傳教士、書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歷史舞台上,官員和傳教士面對面時通常是比較緊張僵硬的場景,少見有令人愉快的氣氛,若雙方談論的話題居然是書,而且還是關於書的印刷,那恐怕是更難得一見的畫面了。

        美國歷史學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2004年出版的《古騰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一書的第一章,講述了一位寧波官員和當地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1846年發生的事,那位官員非常欣賞長老會寧波佈道站的華花聖經書房西式中文印刷的品質,因此攜來一部節錄自中國史書的抄本,請求傳教士以活字為他排印,不料最後傳教士卻予以謝絕了,理由是這將會有礙於華花聖經書房的非商業形象(43-44)

        芮哲非認為這件事代表著西式印刷技術傳入中國的初期,不僅以大量生產為能事,讓中國人驚嘆不已,其良好的生產品質同樣讓中國人心響往之。芮哲非顯然相當重視這件事的象徵性,因此在《古騰堡在上海》書中又三次提到此事(738384)可說是其書第一章的重要論點之一

        但是,芮哲非對於這個故事的說法卻和史實相反,傳教士是同意為寧波官員印書的,反而是官員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價格後打消了原意。

       長老會檔案中有兩件關於此事的函件:傳教士婁理華(Walter M. Lowrie)記的1846425寧波佈道站的每月會議紀錄,以及婁理華於同年530寫給長老會外國傳教部秘書也是他的父親婁瑞(Walter Lowrie)的信。

       會議紀錄中記載,贊成代印的傳教士認為此事有助於中國人對佈道站的好感,降低中國人對於西式印刷的偏見,而且代印此書也不致於干擾了華花聖經書房正常的工作,還能測試書房既有的中文活字用於印刷非傳教書的效能等等。

        反對的傳教士則認為,本案不是直接的傳教工作,而且此書內容有許多中國神話,印成後易於讓人誤會佈道站贊同這些內容,而且代印此書雖然一時不會妨礙書房現有工作,但估計要長達八個月才能印完,其間若有急件要印將造成困擾。

        正反雙方都表達意見後,傳教士們進行表決,結果四票贊成代印、一票反對,通過決議只要寧波這位張姓官員照價付錢,華花聖經書房即為他代印。

        傳教士們鄭重其事開完會後一個多月,婁理華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又提起了這件事。他說張姓官員沒有回音,他也不期待張某會有回音,因為張某原來只要印50部而已,婁理華說換算成每部的單價會高到足以嚇阻張某付印的決心。

        傳教士當然不是故意高抬價格讓張姓官員知難而退。中國傳統木刻印刷的成本極為低廉,是從最早的馬禮遜以來所有初期傳教士都感受到的事,婁理華也曾在1842128寫信告訴父親,中國的木刻印刷遠比西式活字印刷便宜得多,長老會運送西式印刷機到中國的計畫值得三思。的確,西式印刷使用機器和鑄造的金屬活字,成本比木刻印刷相對高昂,所以每種書的印量通常成千上萬,以期降低每部的單價,同時盡力推銷或分送以擴大市場,就以1846年為例,華花聖經書房印了十二種中文書,印量最大的兩種都高達31,000部,其次5,0006,000部兩種、2,000-3,000部五種、1,000-1,200部兩種,印量最少的是500部一種。

       相形之下,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既便宜,每書只印50部也很平常,張姓官員根據經驗如此要求並不奇怪,問題是他和完全陌生的西式印刷第一次相遇,只見其美而不知其貴,等到傳教士告訴他價錢,他肯定是大感意外知難而退了,因此婁理華遲遲等不到他的回音,於是習於木刻印刷的中國官員和西式活字印刷的初次邂逅,就在誤解的情景下不了了之。

        芮哲非所以會講述一個和史實相反的故事,就和其書第一章內容的許多錯誤一樣,都是因為很少利用第一手史料的結果。他這個寧波官員的故事根據的是1895年出版的麥根陶(Gilbert McIntosh)《在華傳教印刷所》(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書(11)。麥根陶是參考並引用了佈道站會議紀錄的內容,緊接著卻含糊地說,雖然多數傳教士贊成為官員代印,本案最後還是取消了。麥根陶沒有明說傳教士曾通過決議為官員代印,也沒有交代是怎麼取消的,芮哲非卻進一步誤解成傳教士拒絕代印。

   檔案如是說,如果芮哲非自己用了長老會的檔案,他對這件事應該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吧!

 
       


2012年10月22日 星期一

墨海書館的起點與終點


   近代中國的印刷出版重鎮在上海,近代上海的印刷出版始於墨海書館。不論是印刷出版或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墨海書館的建立都是劃時代的里程碑,建立後又有傳奇人物王韜和李善蘭等人的身影穿梭其間,因此墨海書館存在時已相當吸引眾人的目光,百多年來也一直是許多作者筆下描繪探討的對象。
        令人驚訝的是歷經如此長期而眾多的記載和討論後,人們對墨海書館這個重要機構的認識竟然還存在著基本的疑問:墨海書館究竟是哪年建立、哪年結束的呢?由於眾說極為紛紜,還出現過專門梳理考證這個疑問的論文(陳昌文,〈墨海書館起迄時間考〉,《史學月刊》2002年第5),可惜的是仍然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解鈴還需繫鈴人,當年創造、經歷與結束墨海書館的倫敦傳教會傳教士當然是最合適的解鈴人,他們留存在倫敦會檔案中的一些書信,無疑就是解鈴的最關鍵史料。
        鴉片戰爭一結束,在巴達維亞(雅加達)的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很快地收拾一切北上中國,在184311月抵達舟山後,將隨來的兩名印刷工匠和機具留在定海,麥都思偕同先在當地的倫敦會傳教醫生雒頡(William Lockhart)前往寧波,再到上海,準備從這兩地中擇一建立佈道站。18431226他從上海寫信給倫敦會秘書梯德曼(Arthur Tidman),表示自己和雒頡在數日前抵達當地,經過幾天考察後決定在上海建立佈道站。
        兩人隨即分頭辦事,麥都思就在上海尋覓住屋,雒頡則回到定海攜來家眷和麥氏留下的印刷工匠與機具(麥氏家眷在香港)1844118,雒頡從定海寫信給梯德曼,表示已經訂妥兩天後啟航的帆船船票,預計在三、四天後抵達上海,因此雒頡等人和機具應是1844123前後到上海的。當時麥都思已租定縣城東門外大屋做為佈道站,二樓是他們兩家的住處和禮拜堂,一樓則做為墨海書館和仁濟醫館,麥都思在這年51日寫信告訴梯德曼:「經過三個月不斷地努力,墨海書館終於大致整理就緒了,我們即將開工印刷。」
        184312月下旬麥都思抵達上海,到翌年1月下旬印刷工匠和機具接踵而至,相去其實不過一個月而已,但既然麥氏抵滬時,印刷工匠和機具還在定海,1844年初才由雒頡帶到上海,墨海書館也到同年5月間才開印,因此若堅持以麥都思抵滬的時間而認定他在1843年「建立」或「開辦」墨海書館於上海,恐怕是勉強了些。
    其次,墨海書館又是何時結束的呢?麥都思主持下的墨海1850年代中期達到顛峰,上海佈道站1856年度的報告說明,墨海當年度的產量高達歷年最多的1,862萬葉(3,724萬頁),而同年度美國長老會在寧波的華花聖經書房產量只有555萬餘頁,可見墨海產量的驚人程度。但是,自從麥都思在18569月離華返英後,雖然還有專職的主任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盡力撐持墨海,館務和產量卻都無法更進一步,等到偉烈又於1860年底離職,墨海隨即急遽地中落了,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專人管理,而接手兼辦的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既不熟悉也無意願於印刷工作。
 慕維廉在18621月初報導,已經停用中國文人屢次為之賦詩稱奇的滾筒印刷機,只使用一台小型的手動印刷機而已。接下來慕維廉又兩度寫信給梯德曼,表示寧可擺脫印刷俗務,全力奉獻於直接的講道工作。到1865128,慕維廉再度寫信給梯德曼,除了報導已經印成十萬部新約和五百部馬禮遜字典《五車韻府》,也明確地表示將結束墨海書館,以便從事其他「更為適當的工作」。
   18668月中,慕維廉又報導了結束墨海的進度:英文活字和印刷機已賣得300元,中文的大活字也賣得600元,中文小活字則還在和買家討價還價中。他又表示,預計再一個月左右完成一批新約的裝訂後就結束墨海書館。就這樣,幾年前才以新式的滾筒印刷機讓中國人驚歎不已,並成為西學西藝在華象徵之一的墨海書館,在1866年由慕維廉送進了歷史,而且相當諷刺的是慕維廉在同一封信中還說,自己正以中國傳統木刻印刷幾種傳教小冊,並對木刻感到十分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