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官員、傳教士、書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歷史舞台上，官員和傳教士面對面時通常是比較緊張僵硬的場景，少見有令人愉快的氣氛，若雙方談論的話題居然是書，而且還是關於書的印刷，那恐怕是更難得一見的畫面了。

        美國歷史學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在2004年出版的《古騰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一書的第一章，講述了一位寧波官員和當地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1846年發生的事，那位官員非常欣賞長老會寧波佈道站的華花聖經書房西式中文印刷的品質，因此攜來一部節錄自中國史書的抄本，請求傳教士以活字為他排印，不料最後傳教士卻予以謝絕了，理由是這將會有礙於華花聖經書房的非商業形象(頁43-44)。

        芮哲非認為這件事代表著西式印刷技術傳入中國的初期，不僅以大量生產為能事，讓中國人驚嘆不已，其良好的生產品質同樣讓中國人心響往之。芮哲非顯然相當重視這件事的象徵性，因此在《古騰堡在上海》書中又三次提到此事(頁73、83、84)，可說是其書第一章的重要論點之一。

        但是，芮哲非對於這個故事的說法卻和史實相反，傳教士是同意為寧波官員印書的，反而是官員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價格後打消了原意。

       長老會檔案中有兩件關於此事的函件：傳教士婁理華(Walter M. Lowrie)記的1846年4月25日寧波佈道站的每月會議紀錄，以及婁理華於同年5月30日寫給長老會外國傳教部秘書也是他的父親婁瑞(Walter Lowrie)的信。

       會議紀錄中記載，贊成代印的傳教士認為此事有助於中國人對佈道站的好感，降低中國人對於西式印刷的偏見，而且代印此書也不致於干擾了華花聖經書房正常的工作，還能測試書房既有的中文活字用於印刷非傳教書的效能等等。

        反對的傳教士則認為，本案不是直接的傳教工作，而且此書內容有許多中國神話，印成後易於讓人誤會佈道站贊同這些內容，而且代印此書雖然一時不會妨礙書房現有工作，但估計要長達八個月才能印完，其間若有急件要印將造成困擾。

        正反雙方都表達意見後，傳教士們進行表決，結果四票贊成代印、一票反對，通過決議只要寧波這位張姓官員照價付錢，華花聖經書房即為他代印。

        傳教士們鄭重其事開完會後一個多月，婁理華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又提起了這件事。他說張姓官員沒有回音，他也不期待張某會有回音，因為張某原來只要印50部而已，婁理華說換算成每部的單價會高到足以嚇阻張某付印的決心。

        傳教士當然不是故意高抬價格讓張姓官員知難而退。中國傳統木刻印刷的成本極為低廉，是從最早的馬禮遜以來所有初期傳教士都感受到的事，婁理華也曾在1842年12月8日寫信告訴父親，中國的木刻印刷遠比西式活字印刷便宜得多，長老會運送西式印刷機到中國的計畫值得三思。的確，西式印刷使用機器和鑄造的金屬活字，成本比木刻印刷相對高昂，所以每種書的印量通常成千上萬，以期降低每部的單價，同時盡力推銷或分送以擴大市場，就以1846年為例，華花聖經書房印了十二種中文書，印量最大的兩種都高達31,000部，其次5,000至6,000部兩種、2,000-3,000部五種、1,000-1,200部兩種，印量最少的是500部一種。

       相形之下，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既便宜，每書只印50部也很平常，張姓官員根據經驗如此要求並不奇怪，問題是他和完全陌生的西式印刷第一次相遇，只見其美而不知其貴，等到傳教士告訴他價錢，他肯定是大感意外知難而退了，因此婁理華遲遲等不到他的回音，於是習於木刻印刷的中國官員和西式活字印刷的初次邂逅，就在誤解的情景下不了了之。

        芮哲非所以會講述一個和史實相反的故事，就和其書第一章內容的許多錯誤一樣，都是因為很少利用第一手史料的結果。他這個寧波官員的故事根據的是1895年出版的麥根陶(Gilbert McIntosh)《在華傳教印刷所》(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書(頁11)。麥根陶是參考並引用了佈道站會議紀錄的內容，緊接著卻含糊地說，雖然多數傳教士贊成為官員代印，本案最後還是取消了。麥根陶沒有明說傳教士曾通過決議為官員代印，也沒有交代是怎麼取消的，芮哲非卻進一步誤解成傳教士拒絕代印。

   檔案如是說，如果芮哲非自己用了長老會的檔案，他對這件事應該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吧！

 

       

墨海書館的起點與終點

   近代中國的印刷出版重鎮在上海，近代上海的印刷出版始於墨海書館。不論是印刷出版或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墨海書館的建立都是劃時代的里程碑，建立後又有傳奇人物王韜和李善蘭等人的身影穿梭其間，因此墨海書館存在時已相當吸引眾人的目光，百多年來也一直是許多作者筆下描繪探討的對象。

        令人驚訝的是歷經如此長期而眾多的記載和討論後，人們對墨海書館這個重要機構的認識竟然還存在著基本的疑問：墨海書館究竟是哪年建立、哪年結束的呢？由於眾說極為紛紜，還出現過專門梳理考證這個疑問的論文(陳昌文，〈墨海書館起迄時間考〉，《史學月刊》2002年第5期)，可惜的是仍然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解鈴還需繫鈴人，當年創造、經歷與結束墨海書館的倫敦傳教會傳教士當然是最合適的解鈴人，他們留存在倫敦會檔案中的一些書信，無疑就是解鈴的最關鍵史料。

        鴉片戰爭一結束，在巴達維亞(雅加達)的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很快地收拾一切北上中國，在1843年11月抵達舟山後，將隨來的兩名印刷工匠和機具留在定海，麥都思偕同先在當地的倫敦會傳教醫生雒頡(William Lockhart)前往寧波，再到上海，準備從這兩地中擇一建立佈道站。1843年12月26日他從上海寫信給倫敦會秘書梯德曼(Arthur Tidman)，表示自己和雒頡在數日前抵達當地，經過幾天考察後決定在上海建立佈道站。

        兩人隨即分頭辦事，麥都思就在上海尋覓住屋，雒頡則回到定海攜來家眷和麥氏留下的印刷工匠與機具(麥氏家眷在香港)。1844年1月18日，雒頡從定海寫信給梯德曼，表示已經訂妥兩天後啟航的帆船船票，預計在三、四天後抵達上海，因此雒頡等人和機具應是1844年1月23日前後到上海的。當時麥都思已租定縣城東門外大屋做為佈道站，二樓是他們兩家的住處和禮拜堂，一樓則做為墨海書館和仁濟醫館，麥都思在這年5月1日寫信告訴梯德曼：「經過三個月不斷地努力，墨海書館終於大致整理就緒了，我們即將開工印刷。」

        從1843年12月下旬麥都思抵達上海，到翌年1月下旬印刷工匠和機具接踵而至，相去其實不過一個月而已，但既然麥氏抵滬時，印刷工匠和機具還在定海，1844年初才由雒頡帶到上海，墨海書館也到同年5月間才開印，因此若堅持以麥都思抵滬的時間而認定他在1843年「建立」或「開辦」墨海書館於上海，恐怕是勉強了些。

    其次，墨海書館又是何時結束的呢？麥都思主持下的墨海在1850年代中期達到顛峰，上海佈道站1856年度的報告說明，墨海當年度的產量高達歷年最多的1,862萬葉(3,724萬頁)，而同年度美國長老會在寧波的華花聖經書房產量只有555萬餘頁，可見墨海產量的驚人程度。但是，自從麥都思在1856年9月離華返英後，雖然還有專職的主任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盡力撐持墨海，館務和產量卻都無法更進一步，等到偉烈又於1860年底離職，墨海隨即急遽地中落了，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專人管理，而接手兼辦的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既不熟悉也無意願於印刷工作。

 慕維廉在1862年1月初報導，已經停用中國文人屢次為之賦詩稱奇的滾筒印刷機，只使用一台小型的手動印刷機而已。接下來慕維廉又兩度寫信給梯德曼，表示寧可擺脫印刷俗務，全力奉獻於直接的講道工作。到1865年12月8日，慕維廉再度寫信給梯德曼，除了報導已經印成十萬部新約和五百部馬禮遜字典《五車韻府》，也明確地表示將結束墨海書館，以便從事其他「更為適當的工作」。

   1866年8月中，慕維廉又報導了結束墨海的進度：英文活字和印刷機已賣得300元，中文的大活字也賣得600元，中文小活字則還在和買家討價還價中。他又表示，預計再一個月左右完成一批新約的裝訂後就結束墨海書館。就這樣，幾年前才以新式的滾筒印刷機讓中國人驚歎不已，並成為西學西藝在華象徵之一的墨海書館，在1866年由慕維廉送進了歷史，而且相當諷刺的是慕維廉在同一封信中還說，自己正以中國傳統木刻印刷幾種傳教小冊，並對木刻感到十分滿意！

馬禮遜字典《五車韻府》的重印

   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中英文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在1823年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印刷所印成，是最早的中英文字典，有歷史性的重要意義和地位，到1865年時有人在上海重印其第二部分〈五車韻府〉單行，書名就稱為《五車韻府》。

   歷來的研究者對《五車韻府》的重印者及重印方式各有看法，例如復旦大學歷史系和出版博物館合編、上海百家出版社於2010年印行的《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論文集中，有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馮錦榮的〈姜別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與上海美華書館〉一文(頁271-320)，其中關於墨海書館與《五車韻府》的一段文字(頁309)，大致是說馬禮遜所屬的倫敦傳教會上海佈道站在1865年決定重印〈五車韻府〉，但因倫敦會上海站的墨海書館已於1861年賣掉印刷設備而停業，於是交由美國長老會的上海美華書館代印，在同一年完工出版；馮文並舉熟識姜別利的長老會上海傳教士惠志道(John Wherry)所撰《姜別利事略》(Sketch of the Work of the Late William Gamble)的內容為證，說《五車韻府》確是美華書館所印。

   馮文的說法已經逐漸流傳開來，例如復旦大學歷史系司佳教授的〈《五車韻府》的重版與十九世紀中後期上海的英語出版業〉(《史林》2009年第2期，頁6-13)一文，就引述了馮文的說法；接著華東政法大學屈文生教授的〈早期中文法律書詞語的英譯研究〉(《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頁79-97)一文，又說關於《五車韻府》的重印及出版傳播可參見司佳一文。如此輾轉相沿下去，馮文所謂《五車韻府》是美華書館重印的說法很可能會成為定論。

        但是，當年主持重印的倫敦會上海站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留下的文書顯示，《五車韻府》是由墨海書館重印而非美華書館，而且墨海書館也不是在1861年賣掉印刷設備而停業的。在現存的倫敦會華中地區的檔案中，有一封慕維廉在1865年12月8日寫給同會秘書梯德曼(Arthur Tidman)的信，內容就是關於此書的重印事宜。慕維廉表示，過去五年來墨海書館一直由自己經手管理，其間印刷了十萬部新約與《五車韻府》一書，這些都已完成，結束墨海書館是一樁明智的事，他自己也可以脫身去做其他更適當的事。

 慕維廉在信中進一步說明，《五車韻府》重印前，已取得馬禮遜兒子即當時英國駐煙台領事馬理生(Martin Crofton Morrison)的同意，因此不會有版權上的問題。慕維廉又說，《五車韻府》的重印本共生產五百部，每部售價銀十兩，對傳教士的售價則是較低的十元。慕維廉並隨函寄出六部重印本給倫敦會，供未來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參考使用，又另寄五十部給倫敦的Trübner公司，並給予這家公司兩年英國獨家經銷的權利，這正是《五車韻府》的書名頁上，除了印有1865年上海墨海書館重印，還有Trübner公司字樣的緣故，幾年前有研究者因為書名頁出現這家公司的名字而認為本書是在倫敦印刷，其實是不正確的推論。

   另一方面，在美華書館所屬的美國長老會外國傳教部檔案中，也有一封和重印《五車韻府》有關的信，由主持美華的姜別利在1863年9月19日從上海寫給在紐約的外國傳教部秘書婁瑞(Walter Lowrie)，信中提到：「倫敦會上海站正在印刷馬禮遜字典的又一版。」這應該也能說明誰是《五車韻府》的重印者了。此外，遍查外國傳教部檔案中所有姜別利寫給婁瑞的信，從來就沒有提到美華書館代印《五車韻府》的事，而美華書館每年的年報都會列出自印和代印的書單，其中也從來沒有出現過《五車韻府》一書。

  至於馮文舉以為證的惠志道所撰《姜別利事略》內容，其實和《五車韻府》根本毫無關係，惠氏說的是1874年美華書館所印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而非重印的馬禮遜《五車韻府》，惠氏很清楚地說是Dr. Williams(衛三畏)的字典，在馮文中卻移花接木變成了Dr. Morrison(馬禮遜)的字典。

 檔案如是說，但願關於《五車韻府》的重印者與重印方式不會再有爭議，也衷心盼望過去的錯誤說法不會再繼續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