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前的一封信 ― 下篇

        話說馬禮遜遺孀編輯他的紀念集時，對他寫於1812年12月22日的信，或許因為篇幅太長的緣故，需要刪減或改動部分內容，但如何取捨呢？

        兩相對照手稿和紀念集的內容，可以發覺他的遺孀真是非常細心從事把關或檢查(censor)的工作。除了一些過於簡略而例行的只有講道題目而無內容的日記，以及她判斷英國讀者沒有興趣或難以理解，或是和傳教關係不大者，如中國沿海猖獗的海盜與遁入空門的中國婦女等，都理所當然地捨棄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凡是可能引人（英國人）側目與爭議的敏感內容，都遭到刪除消失不見了，或者改以委婉的語句重現，以下是明顯而很有意思的四件事例。

        第一，馬禮遜婉拒擔任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牧師一職。

        按英國法令規定，商館必須設置一名做為國教的聖公會(Established Church)牧師，當時正好出缺，商館的大班愛芬斯頓(John F. Elphinstone)好意邀請擔任商館翻譯的馬禮遜出任，並明言是為了增加他的收入以改善生活，而且還體念他屬於異議教派的長老會，因此只要他按照聖公會禮拜儀式照本宣科即可，不需他違背長老會的教義講道。

        馬禮遜婉拒了大班的盛情，他在信中說自己不能只為了增加收入而接受這份工作；接著他批評都是聖公會教徒的商館職員，不但參加禮拜者寥寥可數，還總是瞧不起聖公會以外的教徒；馬禮遜更進一步說，在聖公會狹隘的(cramped)的禮拜形式下，自己只會講出偏狹的(illiberal)內容而非真理。

        以上這些批評如果收入馬禮遜紀念集公諸於世，毫無疑問會引起一片譁然。他是將基督教福音帶到中國的第一人，英國人不分宗派都相當尊重他，當時英國傳教界盛行各宗派大融合，馬禮遜所屬的倫敦傳教會最標榜的就是不分宗派，其會員和傳教士來自各宗派，而他自己也曾向聖公會的英王喬治四世致敬並獻禮，更重要的是聖公會從達官貴人以至廣州商館的職員，不少人都出錢出力協助他的傳教、譯印中文聖經和創辦英華書院等等事業，他們若讀到這些批評可真是情何以堪，馬禮遜遺孀自然非要刪除不可，改以簡單概括的一句話帶過了。

        第二，馬禮遜和在印度的浸信會傳教士間的互動。

        當時在印度雪蘭坡(Serampore)的英國浸信會傳教士馬煦曼(Joshua Marshman)，也在學習中文並將聖經譯成中文。馬禮遜在1812年這封長信中提到，自己兩年來應馬煦曼要求代買中文書、紙張和代雇中文教師等，一共墊支了373元，但到當時為止只收到對方寄來價值174盧布(約87元)的布料。馬禮遜又說他和馬煦曼之間對學習中文的方式看法有些不合，但馬禮遜認為這並不重要，要緊的是他們的中文都學得能宣講福音了。

        這樣的內容其實沒有甚麼問題，但是接下來的四、五年間，馬禮遜和馬煦曼兩人之間的關係，卻從彼此競爭演成互相批評而大打筆仗的地步。馬煦曼不斷宣揚自己的中文印刷優於中國本土，馬禮遜則認為馬煦曼自我膨脹；馬禮遜又指控馬煦曼不但抄襲他的中文文法書，還搶先出版自己的同類書，馬煦曼則反駁此種指控根本是無中生有。在這種情形下，在兩人交惡前沒有問題的似乎也變得敏感了，於是這部分內容就被馬禮遜遺孀乾脆完全刪除而消失了。

        第三，關於天主教傳教士和信徒的記載。

        馬禮遜一向注意和報導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和信徒的情況，這封長信也是如此。在傳教士方面，他簡略報導一名法國傳教士在北京老死的消息，卻詳細報導了另一名法國傳教士Latundel (即Claude-François Letondal)於1810年在檳榔嶼建立總修院，教育華人修士的種種。在教徒方面，馬禮遜在日記中陸續載有一名天主教徒前來索取他印刷出版的書，以及澳門主教禁止教徒和他往來的事，還記載了一度教他官話的天主教徒雲官明(Abel Yun)，不顧禁令繼續和他來往。

        馬禮遜遺孀處理天主教這項主題的方式很值得玩味。關於傳教士的內容是一概予以刪除，卻完全保留了關於教徒和他往來的報導內容。馬禮遜遺孀這麼做的原因，很可能是Letondal設立總修院一事，顯然是當時以馬禮遜為代表的基督教難以望其項背的，因此不提也罷；相對於此，馬禮遜在信中呼籲在馬六甲建立一個訓練教育和印刷出版等多功能傳教中心的呼籲，其遺孀可就一字不漏地照登，她還特地加上引語提醒讀者，這可能是馬禮遜第一次提到這件事，此後他也持續努力並終於建立馬六甲英華書院。至於天主教徒向馬禮遜索書，或不顧主教禁令仍和他往來等等，都是有利於基督教的事，更是基督教讀者樂於見到的內容，當然都要收入紀念集了。

        第四，參與馬禮遜家庭聚會的華人。

        馬禮遜來華後，總是在住處舉行家庭聚會，要求他雇用的中文教師、助手和僕人參加，也歡迎這些人帶親友前來。他在聚會中為他們講解聖經，帶領唱詩和禱告，有時也要他們複誦讀過的經義，馬禮遜摘錄的這1812年日記中，就經常可見這類活動的記載。在這封長信接近結束的第二十七大段，馬禮遜寫下參加這些聚會的十一位華人名單，也註明各人的身份，如中文教師、佣人或是誰的兄弟或親戚等等。

        這個聚會名單可說是中國基督教初期歷史的一份珍貴史料，但是馬禮遜遺孀並不這麼認為而予以刪除了，卻又令人有些啼笑皆非地在紀念集中加註原信「此處接著是十一人名單」（頁357），這對亟欲瞭解第一個中國基督教家庭聚會的人而言，真是吊足了胃口。也許馬禮遜遺孀是認為摘錄的日記中已經屢次出現這些人名了，沒有必要重複，但其實有四個人名並沒有出現在日記中，何況同樣重要的是還有馬禮遜加註的這十一人身份和彼此間的關係呢！或許只能說馬禮遜遺孀畢竟不是歷史家，而馬禮遜紀念集也是為英國而非中國讀者編印的書了。

        檔案如是說，已經整整兩百年歷史的這封長信，還真告訴了我們不少的歷史真相！

兩百年前的一封信 ― 上篇

        整整兩百年前的1812年12月22日，基督教第一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從廣州寫一封給自己所屬倫敦傳教會的司庫和秘書。對越來越少執筆寫信的今人而言，馬禮遜這封信給人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其驚人的長度 ― 六十三頁，約9,500字。

        這封信包含三部分：一是主體的內容，二十二頁，約3,000字；二是他在1812年的日記摘錄，二十四頁，約3,500字；三是和主體內容大同小異的副本，十七頁，字體稍小較密，約3,000字。

        馬禮遜所以會抄錄副本，是因為當時還在拿破崙戰爭期間，烽火不僅在歐陸蔓延，敵對雙方也在全球海上爭奪霸權，船舶來往不時遭到對方劫掠俘虜，信件因而遺失是常事，所以很多人和馬禮遜一樣，重要的信件都抄錄副本交由不同的船隻傳遞，以提高寄達率，在這封信以前馬禮遜也有抄過副本的信。但這封信馬禮遜沒有抄錄日記的副本，約3,500字實在太長了，他還特別為此請司庫和秘書見諒。

        不計副本，全信分為二十八大段，馬禮遜逐一以縮寫para 1、para 2依序在每大段開端註明段次，而最後的第二十八大段即是摘錄的日記。事實每大段經常又包含數小段，尤其日記按日分段更多，因此他分為二十八大段的真正意思是二十八件事。有趣的是個人信件篇幅即使很長，也少見像這封信一樣註明段次的，馬禮遜會如此做，很可能是模仿自他擔任翻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作法，商館和倫敦總公司之間來往的公函數量既多而篇幅又長，達到兩百段以上的比比皆是，所以每段開端都以para 1、para 2等註明段次以便閱讀，更重要的是對方回信時不必費時費事引述來信內容，只要註明段次即知所談何事，雙方查考對照起來也快速清楚多了。

        究竟馬禮遜信裡談了哪二十八件事呢？前十九件是他回應司庫和秘書來信中提到的主題，例如他中譯英的一些作品、印刷出版的書、聖經中譯的進度、英國聖經公會補助他500鎊印刷出版經費、他建議美國基督教界派傳教士來華、他的妻子病情、他的中文教師與華人助手、他在東印度公司商館的忙碌工作，以及他編纂的中英文字典與文法書的進度等等。

        後九件事數量較少，但因為是馬禮遜這封信所提的「新鮮事」，所以每件的內容較長，例如希望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Malacca)建立一個具備訓練教育、印刷出版和會議等多功能的傳教中心，商館大班有意延攬他擔任商館牧師但未成事的經過，他和印度的浸信會傳教士間的互動，他變換在澳門的住家及相關問題，天主教傳教士的情形，以及他帶領的華人聚會禮拜狀況等等。

        寫這封信時，馬禮遜來華已經五年又三個月，為了合法留在中國而進入東印度公司商館工作也將近四年，而他結婚成家同樣也接近四年，這封內容包羅廣泛的長信，可說是基督教中國傳教史初期的一篇重要文獻，充分表露這位志在將基督教福音帶給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迫於現實環境不能不有所遷就與等待，卻又在重重困難中盡其在我的各種努力與期盼，令人在閱讀這封信時，心情也隨著馬禮遜的筆下所及而變化不一，時而澎湃起伏，時而同情感嘆。

        很可惜的是有機會閱讀這封信手稿的人恐怕不多。1834年馬禮遜過世後，他的續絃遺孀編輯紀念集(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於1839年出版問世，其中也收錄了這封長信，卻將主體內容和日記摘錄拆開分置，日記還排在前面，也沒有說明兩者原是一封信，因此沒見過馬禮遜手稿的讀者根本不知道他曾寫過這封「超級」長信，更不知道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內容已被馬禮遜遺孀刪除改動過了，有些難得的史料因而湮沒不為一般人所知。

        究竟哪些內容被刪除了或改動呢？這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問題，且待下回分解吧。

兩副活字的生與死

        兩百年前的1814年底，歷史上第一部中英文字典準備在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付印時，遇上了一個空前的難題：如何將中文和英文印在同一頁上呢？

        更早的天主教傳教士曾以中國傳統的木刻，印過至少十餘種全是西文或中西文夾雜的書，但那些都是篇幅較少的書，和這大部頭的字典無法相提並論，而且對十九世紀初年習於工業革命機器環境的英國人而言，以木刻印刷這部「大」字典是無法想像的事，更何況印工都已專程從英國帶著印刷機、英文活字、紙張抵達了澳門，因此東印度公司的大班要編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印工湯姆斯(Peter P. Thoms)解決這個難題。

        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紀錄了馬、湯兩人研究後的兩份報告：第一份認為可有兩種印刷方式，一是打造金屬中文活字，搭配本就是金屬的英文活字排版，中英文一次印成；二是中文木刻，英文以活字排印，分兩次印成。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需要實驗後再做決定。第二份報告就是實驗的結果，由於第一種方式效果好得多，決定以都是金屬的中英文活字一次印成。

        為了打造能和英文活字完全搭配的中文活字，湯姆斯依照西法先造字模，從中鑄出形狀尺寸整齊畫一的金屬柱體，再按中法由華人刻工逐一在柱頂平面刻字，成為半中半西方式打造的中文活字。由於這部字典收錄了四萬多個中文字，也就如數打造了一副大字，另外打造一副小字排印每個字的釋文和例句，大小兩副共約十萬個活字，估計要耗費一千五百英鎊，約七千銀元。

        技術問題解決了，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卻經常記載另一個惱人的問題：來自中國官府的干擾。十萬個活字是個大數目，必須雇用一批廣州的刻工打造，但未經許可和「夷人」來往是違法的事，因此從1815到1817年間，官府差役屢次逮捕工匠、沒收活字，以至強行搜查公司在澳門的印刷所等等。公司大班在困擾之餘，一度請求印度殖民地政府支援刻工來華，最後則乾脆停雇華人工匠，改用澳門的葡萄牙人，由湯姆斯書寫中文，交給葡工雕刻，也因此1817年中以後所造的活字看起來有些「洋相」。

        馬禮遜的字典六大冊終於在1823年印完了，兩副中文活字卻沒有就此功成身退，事實在印刷字典的八年中，以及印完後的十年間，小活字又印了十三、四種副產品。但是，這兩副活字還是在1834年面臨了存廢關頭，東印度公司在這年喪失了英國對華貿易的專利，面臨競爭而大力精簡人事和經費，也關閉了印刷所，公司檔案在1834年8月23日這天記載，停止免費印了三分之一的麥都思(W. H. Medhurst)所編福建方言字典，中文活字則打包封存。

        幸而當時負責美國傳教團體美部會(ABCFM)在華印刷工作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挺身而出，從1836年初起在澳門續印麥都思字典，並向東印度公司借用那兩副中文活字，以期全書的字體一致，於是封存了一年多的兩副活字得以重見天日，直到1837年6月終於印完920餘頁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兩副活字從此留在衛三畏手上，再也沒有回到東印度公司的老家，因此它們的「後半生」也改存在衛三畏和他所屬的美部會檔案中。衛三畏用它們又印了自己的《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等書，到了鴉片戰爭後的1843年10月間，衛三畏覺得兩副活字的歸屬應該有個明確的著落，於是寫信給香港總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經樸鼎查向倫敦請示後，在1844年5月底答覆衛三畏：兩副活字贈送給他，香港政府需要時得優先使用這些活字。事實香港政府從未要求使用這些活字。

        這兩副活字存在期間，大字的一副由於包含四萬多個不同的字，因此始終是最齊全的一副中文活字，但每字只有一個活字，難以排印字典以外的書，而且體型過大，用紙很不經濟，在印完福建方言字典後幾無用武之地，1851年時衛三畏就表示大活字已經毫無用處，至於小活字則因長久使用導致嚴重的磨損。

        第二次鴉片戰爭初期的1856年12月14日夜晚，外人聚居的廣州十三行被人縱火焚燬，存放其中的兩副活字未能倖免於難，也結束了它們為中外文化交流而生，卻因中外戰爭衝突而死的四十二年「生命」，留下對人世的遺愛在印成的書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