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古騰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一書，自2004年出版以來，獲得許多好評，也得過圖書著作獎，還有人申請到科研項目將本書譯成中文。在一片推崇聲中，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古騰堡在上海》在史實方面的錯誤多到驚人的程度，在一頁中出現好幾個錯誤的情形比比皆是，以下單以本書頁36為例，按照文字的先後順序討論其中的錯誤。
這頁的主要內容是和馬禮遜相關的印刷出版活動。首先，芮哲非在第一行說，馬禮遜自1807年來華後，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翻譯到1815為止。事實是馬禮遜擔任廣州商館翻譯的起迄時間，是從1809年直到1834年為止。
其次，芮哲非說馬禮遜和米憐在1818年建立倫敦傳教會馬六甲 佈道站的印刷所，附屬於英華書院。事實米憐是在1815年抵達馬六甲 ，隨即建立印刷所，《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也在同年8月創刊，而英華書院則在1818年由馬禮遜和米憐兩人決議進行籌設，書院建築直到1820年9月才落成。
第三，芮哲非錯誤地說，馬禮遜和米憐在1819年以逐字雕刻的活字印成中文聖經新約，芮氏並特地加註23，註文中稱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書中認為馬禮遜和米憐以木刻印聖經是錯的。
其實，馬禮遜早在1813年在廣州或澳門以木刻印成中文聖經新約，有八冊和四冊兩種版本，米憐到馬六甲 後，又於1817年以木刻印成新版的新約，他們從來沒有以活字印刷過聖經，張秀民的說法是正確的。芮氏自己不瞭解，還說別人錯誤。
第四，芮哲非又錯誤地說，馬六甲 佈道站印刷所在1824年印成全本中文聖經；事實卻是1823年出版的。
第五，芮哲非說直到鴉片戰爭後，倫敦會馬六甲 佈道站的印刷所才獲得廣州對它及外國商人永久開放的機會。芮氏這麼說的意思應該是指印刷所在戰後搬到了廣州，其實是遷到割讓給英國的香港。
第六，芮哲非引用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書中賀聖鼐所撰〈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一文的說法，認為馬六甲 的活字很可能是中國新教徒蔡高在馬禮遜與米憐監督下所刻，芮氏還認為賀聖鼐「糾正」了西方人過去的說法。
賀氏文中的確說馬禮遜「秘密雇人刻字模，[…]華文改用歐式字模則以此為嚆矢」、「遣助手米憐及蔡高二人同往馬六甲 設立印刷所」等等，但賀氏的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馬禮遜在1814年以前並未秘密雇人刻字模，當然也就沒有所謂華文改用歐式字模以此為嚆矢的事，而1815年米憐前往馬六甲 建站時，同行的刻工是梁發而非蔡高。
第七，芮哲非談到馬六甲 因為沒有鑄字設備，只能以手工逐一雕刻中文活字時，加了一個註25，註文中說麥都思在《中國》(China)一書中「強烈暗示」，馬六甲 的活字是從澳門送去的；芮哲非緊接著又說，這些活字「最可能」是由澳門天主教的聖約瑟夫學院(College of St. Joseph)送往馬六甲 的。
事實是馬六甲 的活字由馬禮遜出資，委託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印工湯姆斯(P. P. Thoms)代製，再送往馬六甲 備用的，而且麥都思也用不著強烈暗示，因為本來就是他在馬六甲 接收與運用這些活字的。至於所謂由聖約瑟夫學院送字一說，則是芮哲夫毫無根據的錯誤猜測，十九世紀初年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雖然已不再公開劍拔弩張，但雙方仍持續對立批評中，由天主教機構為馬六甲 的基督教佈道站製作活字是「最不可能」的事。
第八，芮哲非說馬禮遜在「從前的雇主」東印度公司協助下，得以在澳門印刷他那著名的中英文字典。事實馬禮遜字典從編輯到印刷完成(1823)的十餘年間，甚至如前文所述直到1834年為止，東印度公司始終都是馬禮遜的雇主。
第九，芮哲非說東印度公司覺得馬禮遜字典會有實質的商業利益，因此支持印刷此書。事實東印度公司從未想過要從這部字典獲得商業利益，而印成的750部字典，董事會也只要了100部，準備分發給相關的部門參考用，絕大部分的650部都送給了馬禮遜個人，東印度公司完全沒有要從這部字典獲利的意思。
第十，芮哲非認為負責印刷馬禮遜字典的湯姆斯，是東印度公司的印工與譯員(printer-translator)。這是錯誤的說法。從公司方面說，湯姆斯單純就是專為了馬禮遜字典而雇用來華的臨時印工，至於湯姆斯來華後對中國語文發生興趣，進而研讀並有翻譯作品，那是他個人的事，1823年字典印完後，公司要他回英並解雇，他則自願以極低的代價多留一年，以求排印自己的譯作《花箋記》(Chinese
Courtship)，完成後於1825年回英。
第十一，芮哲非說湯姆斯以錫合金雕刻成兩副中文活字。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鉛合金或鉛、銻、錫合金，活字的主要成分是鉛而非錫，因此不能說是錫合金，若活字的主要成分是錫，根本經受不住印刷機的壓力。
第十二，芮哲非談到馬禮遜字典的出版年份時，加了一個註28，註文長達十一行，很不幸的是其中竟有三個錯誤：
首先，他說根據麥都思的《中國》一書，馬禮遜字典的最後一部份是在澳門的聖約瑟夫學院以鑄版(stereotype)所印。這種說法令人莫名其妙，因為麥都思只是單純地提到聖約瑟夫學院有一些活字，可沒說這些活字用於印刷馬禮遜的字典，更沒有提到鑄版的事。
其次，芮哲非說馬禮遜在廣州以他的第一個信徒梁發所刻木板印了一些傳教文獻。但是，馬禮遜的第一個信徒是蔡高而非梁發。
再者，芮哲非說洪秀全是在1836或1837年經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引導而接觸梁發的《勸世良言》一書。可是，洪秀全和羅孝全兩人遲至1847年間才在廣州認識，而《勸世良言》一書是洪秀全早在1833或1834年參加廣東鄉試期間從分書的梁發或其助手獲得的。
在僅僅一頁的篇幅中，就有以上如此多的錯誤，全書又將如何呢？也許只能說是一頁（葉）知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