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海書館的起點與終點

   近代中國的印刷出版重鎮在上海，近代上海的印刷出版始於墨海書館。不論是印刷出版或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墨海書館的建立都是劃時代的里程碑，建立後又有傳奇人物王韜和李善蘭等人的身影穿梭其間，因此墨海書館存在時已相當吸引眾人的目光，百多年來也一直是許多作者筆下描繪探討的對象。

        令人驚訝的是歷經如此長期而眾多的記載和討論後，人們對墨海書館這個重要機構的認識竟然還存在著基本的疑問：墨海書館究竟是哪年建立、哪年結束的呢？由於眾說極為紛紜，還出現過專門梳理考證這個疑問的論文(陳昌文，〈墨海書館起迄時間考〉，《史學月刊》2002年第5期)，可惜的是仍然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解鈴還需繫鈴人，當年創造、經歷與結束墨海書館的倫敦傳教會傳教士當然是最合適的解鈴人，他們留存在倫敦會檔案中的一些書信，無疑就是解鈴的最關鍵史料。

        鴉片戰爭一結束，在巴達維亞(雅加達)的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很快地收拾一切北上中國，在1843年11月抵達舟山後，將隨來的兩名印刷工匠和機具留在定海，麥都思偕同先在當地的倫敦會傳教醫生雒頡(William Lockhart)前往寧波，再到上海，準備從這兩地中擇一建立佈道站。1843年12月26日他從上海寫信給倫敦會秘書梯德曼(Arthur Tidman)，表示自己和雒頡在數日前抵達當地，經過幾天考察後決定在上海建立佈道站。

        兩人隨即分頭辦事，麥都思就在上海尋覓住屋，雒頡則回到定海攜來家眷和麥氏留下的印刷工匠與機具(麥氏家眷在香港)。1844年1月18日，雒頡從定海寫信給梯德曼，表示已經訂妥兩天後啟航的帆船船票，預計在三、四天後抵達上海，因此雒頡等人和機具應是1844年1月23日前後到上海的。當時麥都思已租定縣城東門外大屋做為佈道站，二樓是他們兩家的住處和禮拜堂，一樓則做為墨海書館和仁濟醫館，麥都思在這年5月1日寫信告訴梯德曼：「經過三個月不斷地努力，墨海書館終於大致整理就緒了，我們即將開工印刷。」

        從1843年12月下旬麥都思抵達上海，到翌年1月下旬印刷工匠和機具接踵而至，相去其實不過一個月而已，但既然麥氏抵滬時，印刷工匠和機具還在定海，1844年初才由雒頡帶到上海，墨海書館也到同年5月間才開印，因此若堅持以麥都思抵滬的時間而認定他在1843年「建立」或「開辦」墨海書館於上海，恐怕是勉強了些。

    其次，墨海書館又是何時結束的呢？麥都思主持下的墨海在1850年代中期達到顛峰，上海佈道站1856年度的報告說明，墨海當年度的產量高達歷年最多的1,862萬葉(3,724萬頁)，而同年度美國長老會在寧波的華花聖經書房產量只有555萬餘頁，可見墨海產量的驚人程度。但是，自從麥都思在1856年9月離華返英後，雖然還有專職的主任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盡力撐持墨海，館務和產量卻都無法更進一步，等到偉烈又於1860年底離職，墨海隨即急遽地中落了，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專人管理，而接手兼辦的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既不熟悉也無意願於印刷工作。

 慕維廉在1862年1月初報導，已經停用中國文人屢次為之賦詩稱奇的滾筒印刷機，只使用一台小型的手動印刷機而已。接下來慕維廉又兩度寫信給梯德曼，表示寧可擺脫印刷俗務，全力奉獻於直接的講道工作。到1865年12月8日，慕維廉再度寫信給梯德曼，除了報導已經印成十萬部新約和五百部馬禮遜字典《五車韻府》，也明確地表示將結束墨海書館，以便從事其他「更為適當的工作」。

   1866年8月中，慕維廉又報導了結束墨海的進度：英文活字和印刷機已賣得300元，中文的大活字也賣得600元，中文小活字則還在和買家討價還價中。他又表示，預計再一個月左右完成一批新約的裝訂後就結束墨海書館。就這樣，幾年前才以新式的滾筒印刷機讓中國人驚歎不已，並成為西學西藝在華象徵之一的墨海書館，在1866年由慕維廉送進了歷史，而且相當諷刺的是慕維廉在同一封信中還說，自己正以中國傳統木刻印刷幾種傳教小冊，並對木刻感到十分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