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官員、傳教士、書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歷史舞台上，官員和傳教士面對面時通常是比較緊張僵硬的場景，少見有令人愉快的氣氛，若雙方談論的話題居然是書，而且還是關於書的印刷，那恐怕是更難得一見的畫面了。

        美國歷史學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在2004年出版的《古騰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一書的第一章，講述了一位寧波官員和當地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1846年發生的事，那位官員非常欣賞長老會寧波佈道站的華花聖經書房西式中文印刷的品質，因此攜來一部節錄自中國史書的抄本，請求傳教士以活字為他排印，不料最後傳教士卻予以謝絕了，理由是這將會有礙於華花聖經書房的非商業形象(頁43-44)。

        芮哲非認為這件事代表著西式印刷技術傳入中國的初期，不僅以大量生產為能事，讓中國人驚嘆不已，其良好的生產品質同樣讓中國人心響往之。芮哲非顯然相當重視這件事的象徵性，因此在《古騰堡在上海》書中又三次提到此事(頁73、83、84)，可說是其書第一章的重要論點之一。

        但是，芮哲非對於這個故事的說法卻和史實相反，傳教士是同意為寧波官員印書的，反而是官員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價格後打消了原意。

       長老會檔案中有兩件關於此事的函件：傳教士婁理華(Walter M. Lowrie)記的1846年4月25日寧波佈道站的每月會議紀錄，以及婁理華於同年5月30日寫給長老會外國傳教部秘書也是他的父親婁瑞(Walter Lowrie)的信。

       會議紀錄中記載，贊成代印的傳教士認為此事有助於中國人對佈道站的好感，降低中國人對於西式印刷的偏見，而且代印此書也不致於干擾了華花聖經書房正常的工作，還能測試書房既有的中文活字用於印刷非傳教書的效能等等。

        反對的傳教士則認為，本案不是直接的傳教工作，而且此書內容有許多中國神話，印成後易於讓人誤會佈道站贊同這些內容，而且代印此書雖然一時不會妨礙書房現有工作，但估計要長達八個月才能印完，其間若有急件要印將造成困擾。

        正反雙方都表達意見後，傳教士們進行表決，結果四票贊成代印、一票反對，通過決議只要寧波這位張姓官員照價付錢，華花聖經書房即為他代印。

        傳教士們鄭重其事開完會後一個多月，婁理華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又提起了這件事。他說張姓官員沒有回音，他也不期待張某會有回音，因為張某原來只要印50部而已，婁理華說換算成每部的單價會高到足以嚇阻張某付印的決心。

        傳教士當然不是故意高抬價格讓張姓官員知難而退。中國傳統木刻印刷的成本極為低廉，是從最早的馬禮遜以來所有初期傳教士都感受到的事，婁理華也曾在1842年12月8日寫信告訴父親，中國的木刻印刷遠比西式活字印刷便宜得多，長老會運送西式印刷機到中國的計畫值得三思。的確，西式印刷使用機器和鑄造的金屬活字，成本比木刻印刷相對高昂，所以每種書的印量通常成千上萬，以期降低每部的單價，同時盡力推銷或分送以擴大市場，就以1846年為例，華花聖經書房印了十二種中文書，印量最大的兩種都高達31,000部，其次5,000至6,000部兩種、2,000-3,000部五種、1,000-1,200部兩種，印量最少的是500部一種。

       相形之下，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既便宜，每書只印50部也很平常，張姓官員根據經驗如此要求並不奇怪，問題是他和完全陌生的西式印刷第一次相遇，只見其美而不知其貴，等到傳教士告訴他價錢，他肯定是大感意外知難而退了，因此婁理華遲遲等不到他的回音，於是習於木刻印刷的中國官員和西式活字印刷的初次邂逅，就在誤解的情景下不了了之。

        芮哲非所以會講述一個和史實相反的故事，就和其書第一章內容的許多錯誤一樣，都是因為很少利用第一手史料的結果。他這個寧波官員的故事根據的是1895年出版的麥根陶(Gilbert McIntosh)《在華傳教印刷所》(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書(頁11)。麥根陶是參考並引用了佈道站會議紀錄的內容，緊接著卻含糊地說，雖然多數傳教士贊成為官員代印，本案最後還是取消了。麥根陶沒有明說傳教士曾通過決議為官員代印，也沒有交代是怎麼取消的，芮哲非卻進一步誤解成傳教士拒絕代印。

   檔案如是說，如果芮哲非自己用了長老會的檔案，他對這件事應該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