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副活字的生與死

        兩百年前的1814年底，歷史上第一部中英文字典準備在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付印時，遇上了一個空前的難題：如何將中文和英文印在同一頁上呢？

        更早的天主教傳教士曾以中國傳統的木刻，印過至少十餘種全是西文或中西文夾雜的書，但那些都是篇幅較少的書，和這大部頭的字典無法相提並論，而且對十九世紀初年習於工業革命機器環境的英國人而言，以木刻印刷這部「大」字典是無法想像的事，更何況印工都已專程從英國帶著印刷機、英文活字、紙張抵達了澳門，因此東印度公司的大班要編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印工湯姆斯(Peter P. Thoms)解決這個難題。

        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紀錄了馬、湯兩人研究後的兩份報告：第一份認為可有兩種印刷方式，一是打造金屬中文活字，搭配本就是金屬的英文活字排版，中英文一次印成；二是中文木刻，英文以活字排印，分兩次印成。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需要實驗後再做決定。第二份報告就是實驗的結果，由於第一種方式效果好得多，決定以都是金屬的中英文活字一次印成。

        為了打造能和英文活字完全搭配的中文活字，湯姆斯依照西法先造字模，從中鑄出形狀尺寸整齊畫一的金屬柱體，再按中法由華人刻工逐一在柱頂平面刻字，成為半中半西方式打造的中文活字。由於這部字典收錄了四萬多個中文字，也就如數打造了一副大字，另外打造一副小字排印每個字的釋文和例句，大小兩副共約十萬個活字，估計要耗費一千五百英鎊，約七千銀元。

        技術問題解決了，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卻經常記載另一個惱人的問題：來自中國官府的干擾。十萬個活字是個大數目，必須雇用一批廣州的刻工打造，但未經許可和「夷人」來往是違法的事，因此從1815到1817年間，官府差役屢次逮捕工匠、沒收活字，以至強行搜查公司在澳門的印刷所等等。公司大班在困擾之餘，一度請求印度殖民地政府支援刻工來華，最後則乾脆停雇華人工匠，改用澳門的葡萄牙人，由湯姆斯書寫中文，交給葡工雕刻，也因此1817年中以後所造的活字看起來有些「洋相」。

        馬禮遜的字典六大冊終於在1823年印完了，兩副中文活字卻沒有就此功成身退，事實在印刷字典的八年中，以及印完後的十年間，小活字又印了十三、四種副產品。但是，這兩副活字還是在1834年面臨了存廢關頭，東印度公司在這年喪失了英國對華貿易的專利，面臨競爭而大力精簡人事和經費，也關閉了印刷所，公司檔案在1834年8月23日這天記載，停止免費印了三分之一的麥都思(W. H. Medhurst)所編福建方言字典，中文活字則打包封存。

        幸而當時負責美國傳教團體美部會(ABCFM)在華印刷工作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挺身而出，從1836年初起在澳門續印麥都思字典，並向東印度公司借用那兩副中文活字，以期全書的字體一致，於是封存了一年多的兩副活字得以重見天日，直到1837年6月終於印完920餘頁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兩副活字從此留在衛三畏手上，再也沒有回到東印度公司的老家，因此它們的「後半生」也改存在衛三畏和他所屬的美部會檔案中。衛三畏用它們又印了自己的《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等書，到了鴉片戰爭後的1843年10月間，衛三畏覺得兩副活字的歸屬應該有個明確的著落，於是寫信給香港總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經樸鼎查向倫敦請示後，在1844年5月底答覆衛三畏：兩副活字贈送給他，香港政府需要時得優先使用這些活字。事實香港政府從未要求使用這些活字。

        這兩副活字存在期間，大字的一副由於包含四萬多個不同的字，因此始終是最齊全的一副中文活字，但每字只有一個活字，難以排印字典以外的書，而且體型過大，用紙很不經濟，在印完福建方言字典後幾無用武之地，1851年時衛三畏就表示大活字已經毫無用處，至於小活字則因長久使用導致嚴重的磨損。

        第二次鴉片戰爭初期的1856年12月14日夜晚，外人聚居的廣州十三行被人縱火焚燬，存放其中的兩副活字未能倖免於難，也結束了它們為中外文化交流而生，卻因中外戰爭衝突而死的四十二年「生命」，留下對人世的遺愛在印成的書頁中。